以色列知名摄影记者、被已故前总统西蒙·佩雷斯誉为“国家摄影师”的大卫·鲁宾格(David Rubinger)去世,享年92岁。

大卫·鲁宾格原名迪特里希·鲁宾格(Dietrich Rubinger),1924年生于维也纳。1939年,15岁的他为逃避二战,跟随青年移民项目来到了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他的母亲于1942年逝于白俄罗斯,父亲被送入达豪集中营,随后逃到英格兰,幸免于难。

鲁宾格在加利利湖南部的Beit Zera基布兹生活与工作了三年,年满十八岁后志愿加入了英国军队中的犹太旅,在非洲与欧洲服役。

1957年,鲁宾格拍摄大卫·本-古里安夫妇(右)招待法国政治家朱尔·莫克夫妇。(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供图/以色列议会图集)

1957年,鲁宾格拍摄大卫·本-古里安夫妇(右)招待法国政治家朱尔·莫克夫妇。(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供图/以色列议会图集)

他在二战后服役期间于德国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安妮。安妮是他的远房表亲,也是集中营幸存者。鲁宾格为了帮助安妮获得离开欧洲的签证而与她结婚,然而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了50年,直至安妮于2000年去世。不过,鲁宾格后来承认自己在婚姻期间并非完全忠诚。

鲁宾格与摄影结缘则是在结婚之前。当时还是二战期间,鲁宾格即将结束在法国的军事任务离开巴黎,彼时的女朋友送给他一台相机,从那之后他发现自己十分喜爱摄影。他的第一张专业作品展现的就是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后犹太青年们爬上英国坦克欢呼庆祝的场景。

大卫·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招待到访的罗斯福夫人——艾莉诺·罗斯福。(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大卫·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招待到访的罗斯福夫人——艾莉诺·罗斯福。(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回到以色列故土后,鲁宾格先后在《HaOlam Hazeh》、《新消息报》及《耶路撒冷邮报》等本地报纸担任自由记者。

1954年,鲁宾格拍到了他第一张、也是较为知名的一张照片:一名修女正在寻找患者的假牙,然而假牙从窗户里掉了下去,越过了“绿线”落在了约旦境内。因为这张照片,他从1954年起开始为《时代》杂志工作,直至80多岁。

他是唯一一位被允许进入议会咖啡厅秘密会议室的摄影师,捕捉到了以色列早期的领导人们最私密的瞬间。他担任以色列议会官方摄影师达30年之久,也是唯一一位作品可以被永久展示在以色列议会内的摄影师。

果尔达·梅厄在耶路撒冷招待联合国人员。(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果尔达·梅厄在耶路撒冷招待联合国人员。(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鲁宾格直到最近才停止出现在议会内,2015年5月,他手持心爱的Leicaflex相机,拍摄了政府就职仪式。

2000年由电影制作人米哈·沙格伊尔(Micha Shagrir)制作的纪录片《大卫·鲁宾格:见证者》中出现了鲁宾格在议会拍摄的镜头,政客们都(亲切地)叫他“鲁比”(Rubi)。

1973年赎罪日战争结束时在西奈沙漠被俘的埃及人。(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1973年赎罪日战争结束时在西奈沙漠被俘的埃及人。(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鲁宾格在纪录片中回忆道,以色列刚建国时,年轻的议会里是温暖的、令人投入的氛围,“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正是由于(鲁宾格与议会的)这种关系,也可能是因为鲁宾格与生俱来的魅力,他得以有机会看到以色列政治领导人们更私人的一面。他捕捉到了“铁娘子”果尔达·梅厄给孙女喂饭的场景,也捕捉到了伊扎克·拉宾夫妇的安静温馨时刻。

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有句名言:“尽管我知道鲁宾格并不投票给我,但我信任他。”

1967年6月,以色列士兵在埃拉特洗去身上的沙土。(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1967年6月,以色列士兵在埃拉特洗去身上的沙土。(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鲁宾格在建国初期接到的许多任务都与战争冲突与安全问题相关。以色列军方为他提供了大量机会捕捉战争与与冲突中的关键时刻,其作品也被以色列国防军使用。

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鲁宾格拍摄到三个伞兵静默而敬畏地站在被以色列重新控制的哭墙边的场景。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了以色列历史的象征之物,鲁宾格也曾多次讲述他是如何捕捉到这一幕的。

1967年6月,三名伞兵在刚被以军重新控制的哭墙前驻足凝望。这也是鲁宾格的标志性作品。(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1967年6月,三名伞兵在刚被以军重新控制的哭墙前驻足凝望。这也是鲁宾格的标志性作品。(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当时鲁宾格南下到了西奈半岛,突然听到了以军重新控制了哭墙的消息。他登上了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在南部的贝尔谢巴市找到了自己的车。但由于路上太过劳累无法驾驶,他便请一名士兵开车将他送到了耶路撒冷

鲁宾格抵达老城哭墙后躺在了墙前狭小空间的地上(彼时哭墙周围还没有广场,与周边建筑距离很近),发现有几个伞兵经过。随后,他捕捉到了这些士兵将彼时的首席拉比什洛莫·戈伦举起扛在肩上的画面。

西奈沙漠里的贝都因女人。(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西奈沙漠里的贝都因女人。(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鲁宾格回家冲洗照片时认为戈伦被举起的照片是最能反映历史时刻的那张。然而他的太太安妮在他身后从他的肩膀向里看了一眼,指出那张三个士兵站在哭墙前的照片最为打动人心。

鲁宾格此后曾批评过这篇知名的照片不够完美,因为士兵周围的几张人脸是不完整的。然而照片上士兵们动人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2012年,他重新拍摄了一张类似的照片。照片中三个女人站在哭墙前,手中举着《托拉》经卷)。

他还采取了许多不同寻常的拍摄方法,比如在战争结束伊始时航拍耶路撒冷老城。坊间流传的真假不明的故事称,鲁宾格在空中时,说服了当时的飞行员掉头绕着老城多飞行了一圈,目的就是获得最好的拍摄效果。

鲁宾格将自己多年来的照片筛选集结成了《My Lens — Sixty Years as a Photojournalist》(意为“我的镜头——摄影记者生涯60年”)一书,由阿布维尔出版社于2008年发行。该书由时任总统西蒙·佩雷斯作序,并在欧洲、美国和亚洲进行了图片巡回展。

1997年,鲁宾格因其对以色列的贡献而获得以色列奖(Israel Prize)。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夫妇(左)与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夫妇在《戴维营协议》签署前一晚共进晚餐。(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夫妇(左)与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夫妇在《戴维营协议》签署前一晚共进晚餐。(图片来源:大卫·鲁宾格摄/以色列议会图集)

在妻子安妮于2000年去世后,鲁宾格仍然在他们位于耶路撒冷的花园内招待客人喝下午茶或鸡尾酒,一招一式都是在以色列生活多年里仍然保留的欧式文雅气度。78岁时他遇到了晚年伴侣(Ziona Spivak),可惜的是2004年她因付款问题与花匠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萨巴勒纳发生争执,被后者用菜刀杀死。

鲁宾格有两个孩子、五个外孙子/女和两个曾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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