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艾维·哈森(Avi Hasson)以以色列首席科学家的身份随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代表团一行赴中国访问并参加了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这也是他在任六年内的最后一次出访中国。

熟悉以色列创投领域的人都知道,“首席科学家”这一职位握着的是以色列创新发展的指南针,而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改革后的新实体——以色列国家创新局更是左右这个人口只有850万的“创业的国度”的突围命脉。

2017年4月中旬,艾维·哈森正式卸任首席科学家,结束了自2011年以来的工作。

而在过去的六年里,以色列科技与创业成就愈加斐然;更重要的是,中以合作自此之后步入了快车道,先是以色列赢来了大批中国投资者,双边贸易额于2016年达到113.5亿美元新高,继而北京迎来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随行的以色列出访史上最大规模商业代表团。这些背后都可以看到艾维·哈森的身影。

卸任后不久,哈森在位于特拉维夫北部的拉马特维夫的一家咖啡厅接受了《以色列时报》记者的采访,回顾六年来中以合作与以色列创新发展的变化。当时的他身着POLO衫与休闲裤,神态轻松。

中以合作的探路者

“我想随团前往中国的原因就是,就我任期内中以合作取得的成就而言,这是我任期内的完美收官。”哈桑自我评价道。

今年3月的这次随团参访早已不是哈森第一次来到中国。哈森自己回忆称,过去六年内他平均每年两次访问中国,而此次短暂的三日之行中,中以共签署25项合作协议,总金额约达20亿美元,创下中以合作进程中的又一新纪录。

“第一次会面与第15次会面是不一样的。”他说道,“我相信我们(中以)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具有获得更高成就的决心,并迎接更大的挑战。”

2016年1月26日,以色列时任首席科学家艾维·哈森在以色列网络安全大会上。(图片来源:Miriam Alster/FLAS)

2016年1月26日,以色列时任首席科学家艾维·哈森在以色列网络安全大会上。(图片来源:Miriam Alster/FLAS)

“中以之间的合作系统并非刚刚建立,而是已经开始推动实施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以色列政府部门正参与其中,参与的代表团级别也越来越高。因此这一势头不可阻挡,我们想要做的也是将单一的合作转变为更系统性的合作。”

自6年前,以色列政府才开始系统化地推进与中国的合作,彼时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现以色列创新局)刚刚成立,随后以色列便与中国形成了两大政府间合作机制,其一为中以两国总理领导的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另一个则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合作主持的中以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如今中以政府间共签署了九项研发合作协议,两国企业间也开展了数百项联合科研项目。

“此次访华期间,两国出席的官员级别都很高,双方态度也很明确。在返回以色列之后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我听见内塔尼亚胡总理告诉其他与会部长:不要经常飞去国外,但是你们必须要去中国!所以总理本人也将中国看作一个具有优先地位的国家。”他评价道。

国际合作的坚定主张者

以色列与中国间有着明显的技术与市场等互补契合优势,中以两国政府及私人领域也均看到了这一点。然而,作为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以色列商业领域中政府的力量远不及中国政府部门的力量,以色列官方机构是否能如中国政府部门一样,做到高效地把控企业经济发展与中以商业合作?艾维则对此表示,以色列创新局的作用并非万能的“无形手”。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增进以色列人对中国市场的认知,减少企业进入新市场的风险。我们不仅仅在口头上推进创新领域的努力,更积极地推动着合作的发展。”哈桑解释道,“中以经济互补性高,合作潜力大。创新局尝试着建立中以常州创新园等等合作项目,尽力消减障碍,让以色列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风险更少。”

“以色列企业依然缺乏经验,他们也需要学习中国文化、商业环境、政策法规等各个方面,甚至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他说道,“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以色列与美国合作伊始也没有头绪,也有很多失败之处;20多年后,我们已经在这一领域如鱼似水了。相信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在未来也会是这样。这也是我如此兴奋地想推进这一进程的原因。”

随着合作范围拓宽,中国企业中不乏不尊重以色列创新知识产权的行为,以色列企业也因不甚了解中国企业的商业行为特点与规则而出现纠纷。因而哈森谈到的知识产权保护矛盾已成为中以合作中日渐突显的摩擦点。

“知识产权这一议题是中以政府间自一开始就开诚布公提出并讨论的话题,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也将是中以合作间的大趋势。”哈桑透露道,“我们需要做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向以色列企业解释他们需要做的事情,让他们懂得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再就是中国政府需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力。这是中以合作中的一个关键领域,我本人目前也看到了中国方面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的积极态势。”

“我是国际合作的坚定主张者。以色列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与钱无关,因为以色列这个‘创业的国度’并不缺乏资金,但想要获得更‘聪明’的钱(smart money)。美国企业当时投资以色列时给以色列带来了知识,人们也知道该如何与美国做生意,中国也是一样的道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参与到游戏当中,他们会给以色列带来能促成合作的关系、知识、策略等帮助。”哈森解释称。

硅谷不是唯一模式

在内塔尼亚胡访华期间,中国宣布与以色列结成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也是继瑞士之后中国与其它国家结成的创新堡垒。中以未来的下一步将如何按照这一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依然是未知数。

“确实,这一关系只是一个框架,是一把能提供支持的伞,让双方能够每年都有机会回顾过去一年双方合作的进展,但具体的伙伴关系实践是分解到不同的政府部门间开展的,而每个部门又有各自的工作计划。这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参与中以合作的政府官员级别越高,各部长等官员对中以合作的个人意愿就越强烈,执行也更有效。这是很好的苗头,双方意愿的信息已经释放出来了,相信这一关系的成果不久之后就会显现。”哈森解释道。

“现阶段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增进认知、消除障碍,并打造成功案例。”哈森建议道,“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信息传播很快,如果有个人或企业成功与中国合作,那么其他人会纷纷效仿。”

中国的创新势头异军突起,赴国外“取经”的中国人也在思索着未来企业与国家创新发展的渠道与模式。对此,艾维给出了独特的回答。

“中国永远不会变成硅谷,因为硅谷不是唯一的成功模型,我也没有见过硅谷模式在硅谷外的其他任何地方成功。所以我相信中国有自己的模式,中国的创业一直在各方面呈现上升势头,中国企业也日渐成为世界级竞争者。为做到这一点,一个国家必须有良好的风险和创新意识,能够接受失败。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应该继续前进,尤其应该在创新模式上有所创新,而不是仅仅复制其它成功模式。”

“以色列过去只看向西方,而如今正日渐关注着东方,甚至有的时候会将东方作为视线所及的首个目的地。这一变化并非零和博弈。首先中以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这就使两国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另外让人很惊讶的一点便是,中以之间的文化有着很强的相似性,都很务实,这让人在接触过程中感觉很舒服。”他评价道。

“中国企业家有一种积极意义上的‘饥饿感’,他们想要成功,想要有影响力。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成功的企业家除了应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外,更应该有国际市场视野,目标要更长远,使企业五年后不会被现在的规划所限制。”

完美收官

“这六年里成就有很多!”哈桑轻松地说道,“首先就是以色列国家创新局的建立,我们花费了四年的时间将45年之久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转变成了创新局。新成立机构的结构更加优化,更能应对未来20年以色列面临的挑战。另外,我们促进了以色列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以色列孵化器项目等早期投资阶段现状,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也改革了科研与行业间的关系,转化传统产业,并设立部门在食品、钢铁等约600个传统行业开设了研发工厂与相关项目。”

艾维卸任后,前苹果首席执行官阿哈龙·阿哈龙挑起了以色列国家创新规划的重任。对这个新成立的部门和上任的主席,艾维信心满满。

“我没有需要特别嘱咐我继任者的话,因为中以合作的重要性自不言说。”哈森展望道,“现阶段需要做的就是执行了。同时下一阶段的关键应该是取得具体的、实际的成功,从而为未来更大、更宏观的步骤做好铺垫。”

担任首席科学家期间,哈森前往江苏、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大连等诸多城市,了解了中国各个地区的创新生态,更体味着东方风情。

“我从第一次访问中国就爱上了中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哈森坚定地说道,“每个省份都有各自不同的韵味,你可以想象,我参加过那么多的中国饭局,有过太多的‘干杯’,这种体验比美味的食物更神奇。”

“中国是我任期里所去过的最多的国家,每年至少有两次。这不仅是因为我享受在中国的时间。”哈森笑道,“这里每个省的政府及私人领域的商业运作各不相同,我们也确实在中国需要更多的触点。这里应该是我们所聚焦的且政府应该继续开发的市场。”

离任后的哈森给自己留出了为期一年的“冷却期”(cooling-off period),以此陪伴家人,旅行,甚至可能提笔撰写一些东西。

“你看,我去过世界上50多个国家,曾住在4个国家,但是到现在我都不敢认为我自己了解中国,我真的不了解。学习汉语可能也将会是我‘间隔年’里会做的事情,不过我需要的是私人教师,因为我的进度会非常快。”他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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