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新闻人与历史学者曹景行已三度踏上以色列这片圣地了。不过这次,他带来的是对科技与创新创业观察与思考成果。

由前海梦创出品的探访纪实类纪录片《超级爷爷创游记》于北京时间18日晚在优酷首播。这部首个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系列记录片记录了曹景行与前海梦创团队走访以色列各大企业、大学及政府机构的全过程,深度挖掘了“创业国度”的创新秘籍。

曹景行(右)在死海进行纪录片录制。(图片来源:前海梦创供图)

曹景行(右)在死海进行纪录片录制。(图片来源:前海梦创供图)

通晓历史的曹景行对耶路撒冷有着深深的“执念”,而其观察视角更超出了创新与创业的单一领域,融入宗教、历史、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力求揭示以色列创新创业繁荣背后最深层、最核心的因素。

在纪录片上映前夕,曹景行接受了《以色列时报》记者的采访,高度赞扬了以色列教育、以色列兵役制度与以色列高校创新氛围,并详细阐述了他眼中的以色列地缘政治、社会心态、教育文化与中以合作等领域的机遇和问题,剖析了以色列创新全面开花背后的多重原因。

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耶路撒冷:冲突中“共生”

Q:纪录片拍摄时是您第几次来到以色列?对这里有何印象?

A:此次是我的第三次以色列之行。第一次在以色列停留时间较短。那是十多年前,我们乘坐游轮在地中海上(游览),在以色列只停留了一天,去了我很想去的耶路撒冷,走了走苦路,但没有时间看到太多风景。第二次跟团出行,我们在以色列停留了约半个月时间,仅在耶路撒冷就住了四、五天。这次的行程比较深入,我们去了之前做新闻时经常提到的戈兰高地,也去了伯利恒死海等景点。不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依然是耶路撒冷。

当时我们住在大马士革门外不远处的一个酒店,每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起床,从大马士革门进入老城,穿过小巷,观察周围的人,一路走到哭墙,思考: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环境里,人们是怎么生存的?

他们很聪明,尽管互相冲突激烈……但彼此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存的规则,共同生活。

其实我觉得(生活在老城内的人)他们很聪明,尽管互相冲突激烈,阿拉伯区与犹太区里涌动着(不安的)情绪,圣墓教堂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教派,但彼此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存的规则,共同生活。之前我们更多地从冲突的视角去看以色列,但是三千年来不同民族、宗教也已经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共存的方式。因此,这里值得人们从“共存”的角度来理解和关注,因为尽管冲突时有发生,但是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这一次来以色列,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依然每天跑去不同的地方观察,感触很深。我们去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因为我是上海人,所以着重看了上海与犹太人的故事。尽管内容面积不大,但在耶路撒冷看到上海的故事让人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这次我们也去了伯利恒。除了圣诞教堂外我们还看到了隔离墙,感觉很震撼。我之前看过柏林墙,但那是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了;但是在以色列,700公里的隔离墙依然存在,这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是很荒唐。但是没有办法,世界就是很荒唐。

从拉马拉回来准备去机场时,我们因为携带着行李,还是需要同其他巴勒斯坦人一起穿过检查站进入以色列。当时我们前面有一个巴勒斯坦老大娘,因为身上不知道有什么金属材质的东西而迟迟没有通过安检,最后只有她的丈夫通过了,她被拦在了另一边。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冲突,也能感受到巴勒斯坦人的那种情绪。这也让我更深刻、全面地了解了今天的以色列。

Q:您眼中的以色列有何特点?

A: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人们形容某个地方的时候一般会把它跟其它地方做比较,而以色列是一个无法比较的国家。

以色列与周边冲突最激烈的那段时间,我几乎看遍了所有关于以色列的电影,有的还会反复观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了解这片被冲突笼罩的土地。我出生那一年(编者注:1947年)以色列就开始与巴勒斯坦打得不可开交,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人了,但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基督徒等不同人群依然聚集并生活在这里,这是很难得的。

你可以说以色列特别多元化,也可以说它特别复杂,人们也会从不同角度去看待这片土地。我们此行接触到的很多以色列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尽量去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想完全了解以色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只有把所有方面综合在一起看,才能更好地认识以色列,因为谈到这里时各种因素是不能分开的。

但是,只有把所有方面综合在一起看,才能更好地认识以色列,因为谈到这里时各种因素是不能分开的。因此在拍摄时,我们尽量将对高科技、历史、巴以冲突、文化与宗教等角度的理解综合在一起进行呈现。尽管片子以高科技和初创企业为主,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以色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以色列?为何以色列以这种模式在运作?我们希望拍出的是这种厚重的感觉,而非就科技谈科技这类比较表面的、就事论事的内容。不过是否做到了这一点,需要观众来评价。

人才是创新的最主要动力

Q:您认为以色列高科技发展如此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A:以色列高科技的发展背后有冲突威胁作为动力,也有全民皆兵等体制的原因。以色列的年轻人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这种以武器、战争为常态的环境中,而且很多人也是通过军队进入大学或者开设自己的初创企业的。这种不安全感和守卫意识是理解以色列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如果大家能从我们的纪录片中感受到这种厚度,那么这部片子就已经在某些方面超越同类纪录片了。

不过以色列创新创业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其可以吸引人才。以色列人很重视教育,思辨能力强。在危机感下,他们开始在军队里吸取创业概念,具有团队精神。这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那些想要创业的人才。

曹景行与魏玆曼科学院中国留学生对话。(图片来源:前海梦创供图)

曹景行与魏玆曼科学院中国留学生对话。(图片来源:前海梦创供图)

另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不甘于做同一件事情。当时我们在魏玆曼研究所采访了一位生物医药学的所长,她当年因为没有机会留在魏玆曼读书,就在从国外回来后又回到了魏玆曼任教,然而她却说她的下一步是辞职,再次创业。这种思想在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此外我也感觉到,今天的中国与以色列有着很好的互补状态,以色列同样发现中国是除美国之外的又一个很好的市场。这也让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对以色列的初创企业如此感兴趣,以色列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很好地服务中国。另外,以色列的政治局势目前相对比较稳定,因此现在是中国与以色列的好机会。

Q:此行之后您觉得以色列高科技与创新创业领域的运作、管理等方面里哪些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A:很多领域可供中国借鉴,但这些未必是能在中国操作的,比如教育。以色列的教育体制从孩子幼时起便开始培养其独立思考、动手和创新意识,这种思辨能力是其教育的根基;而这与中国不尽如人意的应试教育体制完全是两回事儿。

需要认真思考的第二点就是以色列兵役制度的影响。像中国台湾等地也有强制兵役制,但是大多数年轻人往往会想逃,觉得害怕,或者觉得浪费时间。但这其实不是浪费时间,反倒可以培养他们的抗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色列不少创业者的性格和高科技经验积累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培养的,很多人兵役结束后哪怕不读大学也直接创业,为创业氛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反观中国,有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想创业,但是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创业到底是什么。

曹景行对话Ourcrowd首席执行官 Jonathan Medved。(图片来源:前海梦创供图)

曹景行对话Ourcrowd首席执行官 Jonathan Medved。(图片来源:前海梦创供图)

再就是大学教育体制与科研成果转化。而以色列大学内科技转化能力很强,比例很高,且学校本身也是初创企业的直接孵化器。他们开展科研创新的目的就是进行转换,学校也很积极地对专利分享等程序进行支持,并且形成了一套规则,推动了校内创新并获得了收益。而中国大学里,拿到专利便将其“丢到大街上”的情况太多了,教授们申请专利也是为了评职称,有时并没有动力将成果进行转化,或者转化与科研投入量不成正比。敢问这些成果中有多少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价值呢?因此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中国也在这一点上与以色列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Q:谈到教育,您认为中以如何可以实现教育互补与合作?

A:中国学生在以色列读书的感受要比在内地好得多!他们认为,以色列教授和同学之间都能平等地对待彼此,这一点甚至比美国都要好。我们遇到的一个在魏玆曼研究所做博士后交流的中国学者说自己在这里做出的成果太多了,机会都是向他敞开的。这应该是一种气氛。

如今中以劳务、旅游等领域也在发展,但是教育是中以合作中值得继续关注的一点,是相对更重要的一点,也是刚刚开始领域;同时由于签证简单等手续原因,以色列也可以成为中国人学术发展和深造的另一方向。正在筹备中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就是个例子,这种合作的模式也值得学习和推进,因为现在中国对这方面的需求真得很大。不过他们目前开设的专业暂时有限,未来以色列理工学院向中国学生开放的专业能否更加全面呢?因为这些确实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资源。

创新就是不断尝试与“造反”

Q:中国的创业环境与以色列的创业环境有何区别?

A:创业是个人的事情,是有冲动、有智慧、有能力的个人去做的事情。我也在纪录片录制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更不止一次地听到以色列创业者说他们不怕失败,而且尊重失败。他们不愿意心甘情愿地跟着别人走,认为一次次的失败是成功路上的必然过程,同时会在失败之后继续努力。创新创业就是要想尽办法不断尝试。

创业是个人的事情,是有冲动、有智慧、有能力的个人去做的事情。

反观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与氛围仍然需要政府去号召,这便有些不合理。当然,社会上不乏二次创业甚至五六次创业的人,但这种人很少。而且我们的社会一直在讲成功学,不讲失败学;但成功学是最荒唐的,因为它把成功之人的个案当作通例来使用,又有谁想过那千分之几的成功背后有多少失败的例子呢?因此,以色列的这种氛围和对失败者的宽容态度也是我们很难去学的东西。

Q:东方的文化背景及思维模式是否是阻碍中国创新创业思维拓展的因素?

A:应该说现在的年轻人比前一代人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看到有人通过创业获得了成功,看到了80年代IT企业家创业,不再想按部就班地在大企业工作了。同时,80年代的创业者与现在的创业者不同,前者创业的理由可能是生存,而后者中已经有人开始为了自己想法而创业了。因此中国现在想要创业的人比原来多得多,深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云集了很多“不安分”的人,因此有这种创业的环境。

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造反”。当然,中国的文化背景是不那么鼓励“造反”的,这种传统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创业氛围的形成。另外一点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自己也没有弄清什么是创新,仍然以为创新仅仅是建造创新大厦、政策优惠与补贴、或者引入科技等行政主导方式,甚至最终把这些土地和建筑用于发展房地产。这在规划经济时代已经被证明效果欠佳了,如果仍然用这一套思维去发展创业创新的话效果会很不好。

创新是要一大群有创新想法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励,互相合作,互相配合……

创新是要一大群有创新想法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励,互相合作,互相配合。他们不需要行政力量教导他们如何去做,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待下来的、甚至能将世界各地的人才都吸引过来的环境,这样就可以推动创新。因此目前深圳算是一个比较像样的创业社会,创新人才也愿意聚集在这里,也可以被拿来与以色列的创新氛围做一个比较。人才聚集是创新中最重要的因素。

Q:综合上面的内容,您会用哪些词来形容以色列经济与社会?

A:“不安分”吧!也无法安分。

Q:最喜欢以色列哪个城市?

A: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就像上海一样,是很现代的大都市;而耶路撒冷则是历史的积累。我在读《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时候清楚地记得开头写道,耶路撒冷被毁17次,又被建了18次,所以每走到一个角落我都会突然想到“啊原来这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我喜欢历史和拍照,觉得耶路撒冷是走不完的,感觉每一个门我都想进去看一下。

Q:您会给这部纪录片的观众提供哪些观看建议?

A:我希望尽量不会误导观众,能让他们懂得我的叙述视角。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用自己的眼睛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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