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与几位朋友野餐时,有人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称为“黑手党国家”。

“我指的不是人民。”他说道,“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是好人,多数是国家政权的受害者。但事实在于,腐败的精英已渗透了(俄罗斯)政治经济体系与重要决策中心圈层,而这些精英人士又与犯罪团伙有所勾结。”

最近我在华盛顿度假时曾与一位在美国政府工作的犹太女性聊天,惊人的相似再度出现。她沮丧地说:“我不懂,在美国的犹太人都是正直的。以色列发生了什么?”

她所指的是以色列过去10年来大幅增加的有组织犯罪数量。以色列已成为世界主要的投资诈骗输出国之一,每年从受害者身上诈骗的钱财高达50亿至100亿美元。

尽管以色列警方近期宣称多数投资诈骗是团伙犯罪所为,且执法机关的不作为导致了犯罪猖獗,但以色列政府、议会及有关部门至今不愿或无法取缔它们。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欺诈产业在议会中拥有强势的游说人士。

“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是好人。”我为以色列辩护道,“只是(社会)体系出了问题。”

2017年8月2日,以色列警方负责人Gabi Biton(左)在议会二元期权法案讨论现场。(图片来源:西蒙娜·维恩格拉斯/以色列时报)

2017年8月2日,以色列警方负责人Gabi Biton(左)在议会二元期权法案讨论现场。(图片来源:西蒙娜·维恩格拉斯/以色列时报)

的确,以色列的民主体系近来已被腐败侵蚀得漏洞百出。以色列高科技领域的分析人士(因害怕激怒同事而不愿公开讲话)去年指出,为人称赞的以色列高科技领域中约25%的收入来自非法欺诈产业,在线赌博、二元期权、外汇交易、下载程序(在用户电脑中安装恶意软件)、支付、联盟营销以及广告技术等产业均牵涉其中。

以色列财政部近期发布报告称,除教育与农产品外,以色列国内几乎所有消费品的成本均高于OECD平均水平。分析人士称该现象的原因在于垄断者与既得利益者在幕后操纵,并游说政府阻止行业内部竞争。

以色列公寓价格过去10年内上涨了118%,经济学家也无法对此给出充分解释。最近,新公寓的销量有所下滑,财经媒体The Marker报道称这些现象皆可归因于以色列央行近期针对以色列银行的反洗钱措施。报告指出,猖獗的洗钱活动是公寓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

2014年10月,巴伊兰大学经济学家阿维奇·思尼尔(Avichai Snir)博士发表了一篇关于洗钱活动如何影响公寓价格上涨的论文。他计算道,灰色经济在以色列2008至2014年GDP中的比重由22%上升至28%,涨幅可谓惊人。如果说22%的比重使以色列尚与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水平相近,那么28%已达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水平了。

思尼尔还未计算出2014至2017年的相关数据,不过他表示将运用新方法计算网上洗钱活动。

一名以色列议员近期表示,120名议员中有四分之三都听命于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说客与公关人员充斥着整个议会内,无情地打压公共利益。令人遗憾的是,这名议员的声音微弱,往往被淹没于其它说客之中。坐在我身旁的《以色列时报》编辑在这名议员讲述自己对90名相关议员的猛烈质疑时十分吃惊,以至于他不断要求对方重复原话,以确保他所说非假。

以色列Keep Olim in Israel运动律师提维塔·格拉维尔。(图片来源:Facebook)

以色列Keep Olim in Israel运动律师提维塔·格拉维尔。(图片来源:Facebook)

以色列Keep Olim in Israel(希伯来语意为“让移民留在以色列”)运动律师提维塔·格拉维尔(Tzvika Graiver)最近告诉《以色列时报》称,当他在议会的小组讨论环节为新移民发声时,他发现自己坐在一群说客与冷漠的政府官员之间,孤立无援。

例如,2016年11月议会曾举行专题讨论,谈及驾校教练在新移民确定驾照考试日期强迫其缴纳大量金钱的“黑市交易”。“这是非营利组织与那些支持驾校教练联盟、驾照发布机构等各方的游说人士的对抗。” 格拉维尔说道。

尽管他最终赢得了讨论,但经验告诉他,以色列议会对公共利益非常不利。

“说客控制了议会,他们设定日程,且通常是获胜方。” 他表示,“毫无疑问,现在大多数议员代表的是说客,而非民众。”

今年初,立法草案本应禁止以色列所有欺诈类网络交易公司,而非仅仅“二元期权”行业。但这一趋势却因以色列证券管理局、司法部以及网络交易行业的秘密会谈而夭折。反欺诈的支持者来到改革委员会时惊呆了,因为他们发现曾被讨论过的反欺诈立法草案竟然悄无声息地被删减,而其直接原因就在于该草案一开始所针对的这些灰色行业。

在被问及此情况发生的原因时,一家以色列外汇交易企业的老板表示:“你不知道和你谈判的是谁。这个行业充斥着大量的金钱与权势因素。不要对此杞人忧天。”

居住在华盛顿的思想人士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在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论文——《黑手党国家》中划分了一国沦为黑手党国家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犯罪入侵”,这时犯罪组织能在国家机构中安插“自己人”。第二个阶段为“犯罪渗透”,纳伊姆称这时犯罪团体的“影响力已渗透至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与外部的非法网络的联系激增”。

最后的阶段为“犯罪俘获”,其定义为“政府管理异常”。“犯罪代理人在国家机关中地位显赫,以致其犯罪行为已无法得到国家的有效管治。在某一时刻,违法活动可能就会演变成国家或某下属地区的制度化信条。”纳伊姆在书中写道。

2014年11月15日,特拉维夫-雅法港外的一辆劳斯莱斯。(图片来源:Nati SHohat/Flash90)

2014年11月15日,特拉维夫-雅法港外的一辆劳斯莱斯。(图片来源:Nati SHohat/Flash90)

以色列犯罪渗透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2003年,当时殷巴尔·戈维尔利(Inbal Gavrieli)被选为利库德党议员。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在2009年的维基解密中写道:“2003年殷巴尔·戈维尔利进入议会一事引发了对有组织犯罪在该党中央委员会中影响力的担忧。戈维尔利是一名涉嫌犯罪的老板之女,企图利用其在议会中的权力阻止对她父亲公司的调查。”

以色列的犯罪问题是否如此尚未可知。美国大使馆2009年曾写道,以色列有组织犯罪的元素“越来越严重”,且“正不断渗透以色列社会体制,腐蚀着政府官员”。

莱恩·费希尔(Len Fisher)在其《石头、纸、剪刀:日常生活中的博弈论》一书中将腐败问题描述为类似“猎鹿博弈”的场景:一群人出发去猎鹿,如果他们齐心协作,很容易就能猎得;如果出于私心,集体目标则受损。但仍有越来越多的猎鹿者决定为个人利益去猎兔。

一旦你置身于一个多数人都在猎兔的社群中,就很难再回到猎鹿(清廉)状态。即便有一些猎兔者不再自私,决定进行合作,群体状态很快又会再回到猎兔的原样。不过这一过程也不是完全让人绝望的,因为群体中的猎鹿者在历史中自发出现。费希尔也表示,这一结果通常是因为许多个体改变了对其他成员行为的看法,开始互相信任。

由于腐败的国家会遭受严重的经济后果,因而践行法治、根除犯罪符合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俄罗斯尽管靠石油出口可以维持稳定收入,但其经济正在衰退。)不过,如今的以色列有太多寻求自身利益的猎兔者,缺乏猎鹿者。如果更多的以色列普通人能加入到反腐斗争中,这一现状将得到改善。虽然国家体系出现了受到破坏的迹象,但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是正直的人,理应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根除犯罪的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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