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巴黎,法国国民大会决定将犹太人纳入《人权宣言》的保护范围之中,欧洲犹太人法理意义上的解放就此开始。不久以后,拿破仑便将这一原则带到了其所征服的每一寸土地之上。然而,即便时至今日,人们还是羞于提起这一标志着犹太人获得无条件公民权的事件。数百年间,“反犹主义”的主体在变,形式在变,而这片土地上犹太人的恐惧与不安几乎从未改变。

法国,“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吗?”

2015年1月9日,巴黎文森门的Hypercacher犹太超市里,事实清清楚楚地告诉犹太人,即便在希特勒作古、欧洲河清海晏的今天,在法国,他们依然可能因为自己与生俱来的犹太身份而被这个国家的其他公民杀害。这是《查理周刊》枪击事件两天后连带而出的另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事发当天,效忠“伊斯兰国”(IS)的法国公民埃迈迪·库利巴利(Amedy Coulibaly)在这家犹太超市里劫持了十余名人质,要求《查理周刊》两名主犯库阿其(Kouachi)兄弟不受伤害,最后造成四名犹太人质遇害。在欧洲极端宗教恐怖主义阴影下,生活于此的犹太人可以说有理由最先感到不安。

2014年7月20日,一群示威者在巴黎郊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开展行动时与警察发生冲突。(图片来源:AFP/Omar Bouyacoub)

2014年7月20日,一群示威者在巴黎郊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开展行动时与警察发生冲突。(图片来源:AFP/Omar Bouyacoub)

即便抛开恐怖主义,法国五十万犹太人的生活事实上也算不上安宁。他们的会堂与学校门口时常聚集着示威人群,抗议内容也时常与以色列有关。这些犹太人最后或选择移民,或无奈地将孩子送去私立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因为即便在世俗学校中他们也时时面临着遭受歧视的危险。

人们在面对种种困惑时经常天性使然地去寻找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很多法国犹太人也不例外。无论是恐怖分子还是会堂门口的抗议人群,他们认为那些对他们生活造成不安的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移民”、“难民”或者“穆斯林”。如今,法国大选在即,有一个候选人极具吸引力地承诺称,自己当选后便将马上把“这类人”挡在国门之外,其政党的竞选海报上也写着 “移民已经去投票了,你还留在家里吗?”

不过,回答这个问题前,法国犹太人不得不需要想清楚另外一件事: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吗?

法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是以色列及法国犹太人忠实的朋友。她有意谴责其党内过往的“反犹”言论,并承诺将坚定支持以色列,抵制BDS(意即抵制、撤资、制裁)运动,并愿在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威胁下做好“犹太人的盾牌”。可是,极右翼势力究竟可不可信?毕竟,勒庞的父亲、“国民阵线”前领导人老勒庞的“反犹”言论仍然声声在耳:“大屠杀不过是历史的细节。”藉由所谓“难民潮”而得势的欧洲极右势力的思想中仍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排外政策。他们究竟会不会把犹太民族看作“自己人”?勒庞选情尚且不明,我们不妨去匈牙利找找答案。那里,右翼保守主义、民粹主义首相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已经营这个国家达十余年。

匈牙利,民粹主义的“新仇旧恨”

2017年4月2日,布达佩斯,万余名学生、学者及普通群众涌上街头示威游行,试图挽救极富盛名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这所位于匈牙利首都的私立学校始建于1991年,采用英文授课,以人文社会学科见长,其文凭得到匈牙利和美国两国承认,是整个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1930年,它的出资人出生于这座城市里一个以施瓦茨(Schwartz)为姓的犹太家庭,家里人叫他捷尔吉(Gyoumlrgy)。捷尔吉·施瓦茨的童年时期是欧洲犹太人最黑暗的年代:纳粹德国在他十四岁那年占领布达佩斯,施瓦茨一家改名易姓逃往英国避难。因此当他六十岁那年将中欧大学献给故乡时,他的另一个名字——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早已闻名于世。索罗斯是欧尔班政府的反对者,他出资建立的中欧大学始终是欧尔班阵营的眼中钉。中欧大学内具有优质的犹太研究项目,因而匈牙利国内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时常将其称为“犹太大学”或“索罗斯大学”。

终于,欧尔班对中欧大学动手了。2017年3月28日,兼管教育事宜的匈牙利人力资源部部长鲍洛格·佐尔丹(Balog Zoltán)将一纸国家高等教育修正案提交了国会。该修正案是民粹主义政府对“潜在国外威胁”恐惧的证明,规定政府将对匈牙利国内所有由“外国运营”的高校施加影响,而中欧大学首当其冲。修正案生效后,中欧大学将面临更名、迁址及停发美国文凭的危险。而在修正案提交国会五天后,中欧大学的支持者因不堪忍受政府对学术自由的粗暴干涉而在国际学届的普遍声援下走上了布达佩斯街头。

2009年8月25日,布达佩斯一犹太社区内的男性正在会堂里学习经文并祷告。(图片来源:Serge Attal/Flash90)

2009年8月25日,布达佩斯一犹太社区内的男性正在会堂里学习经文并祷告。(图片来源:Serge Attal/Flash90)

近年来,欧尔班及其右翼政党“青民盟”(Fidesz)在“难民潮”背景下风头正劲,也因其对中东难民的铁腕手段而在欧洲名声大噪。2015年,欧尔班政府在匈牙利-塞尔维亚边境筑建了围墙,以阻挡难民流动。类似手段也是法国勒庞的支持者及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者所希望看到的。在很多欧洲犹太人看来,“筑墙”可以有效地将其眼中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胁者拒之千里,然而欧尔班的所作所为似乎正告诉他们,犹太人或不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围墙之内。七十年前,索罗斯因生为犹太人而逃离这个国家;七十年后,他出资建立的学校被贴上了犹太标签,在同一片土地上遭受着相似的命运。“穆斯林”是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新仇”,但他们从未忘记“犹太人”这一“旧恨”。

然而,对于欧洲犹太人来说,即便欧洲“反犹主义”连同极右翼势力死灰复燃,他们的处境与纳粹时期相比却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与当时的走投无路相比,现在他们拥有着一个可以随时接纳他们的“犹太家园”。以色列在欧洲极右势力重新抬头的今天,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以色列,“反犹主义”泛化的危险

2015年10月20日,耶路撒冷,第37届世界锡安大会(World Zionist Congress)上,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使世界一片哗然。发言中,他将犹太人大屠杀的责任转嫁给时任巴勒斯坦领袖、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Mohammed Amin el-Husseini):“当时,希特勒并没有想灭绝(exterminate)犹太人,他想驱逐(expel)犹太人”,是阿明·侯赛尼使希特勒决定执行“最终方案”。该言论一出便遭到普遍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立即声明称:“大屠杀的责任应由德国承担。”

2015年10月20日,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第37届世界锡安大会上发言。(图片来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2015年10月20日,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第37届世界锡安大会上发言。(图片来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这并非内塔尼亚胡第一次发表此观点。他坚持这一有悖常识的说法,原因很简单:争取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支持以色列的态度。若可以将巴勒斯坦与“大屠杀”相关联,舆论应该是对以色列有利的。

这一现象反映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在语义上的“泛化”。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右翼政府时常希望将他们现在最直接的敌人划入“反犹”这一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中。诚然,哈马斯真主党等反以势力的作为中许多也有不折不扣的“反犹”因素,但将传统意义上的“反犹主义”与当今巴以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其结果是有些许可怕的:以色列敌人之罪责或许会如愿抬高,但与此同时,模糊边界下传统“反犹主义”的罪名也被悄然拉低,人们对欧洲极右势力的“反犹主义”戒备之心就这样从犹太世界的中心开始逐渐瓦解。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上庄严肃穆的大屠杀纪念馆时时警醒着世人“反犹主义”的可怕之处,而滥用“反犹主义”、泛化“反犹主义”的做法只是以色列右翼面对现实问题时饮鸩止渴的做法,其代价是与这个国家的初衷相悖的。

犹太民族并不是新一轮欧洲极右民粹势力抬头的直接受害者,首当其冲的是被欧洲民粹主义者划归一类而仇视的“难民”、“移民”或“穆斯林”。而这一群体与犹太民族在历史上的其他矛盾致使欧洲犹太人和以色列在看待这一问题时都有偏向极右势力的倾向。而人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极右翼政治始终需要制造简单的敌人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矛盾,但制造敌人就要教给民众以反对的态度甚至仇视之心。教授民众去爱往往很难,但教会仇恨却是很容易的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内部任何少数族裔都无法独善其身,犹太人也并不例外。

“大屠杀不过是历史的细节”,勒庞从未公开反驳父亲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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