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知天命之年的伊爱莲开启心门,重访梅莱茨。被激活的记忆,带着熟悉和陌生、贴近和遥远,纷至沓来。这段旅程最终导致了这本细腻而令人不安之作的诞生。漫长的孕育和追忆本身就产生了种种抉择。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把过去永久封存在他们离开的地方,情愿只活在当下。过去是令人愧赧的负担,邻家清纯少女的沦落风尘不仅浮现在她眼前,她自己曾受饥饿驱使的行窃也要直面。过去还是当下和未来黑暗的源头。她要在别人面前扮演“正常人”,努力隐藏自己的焦虑症状、强迫症举动、莫名其妙的不安、噩梦,承受肉体上的肠胃失调、不明原因的疼痛和疲惫。她告诉笔者,自己早早把收藏的文件交给以色列纳粹大屠杀国家纪念馆,一个重要考虑是萨达姆在海湾战争期间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而希伯来大学很可能会成为下一轮袭击的理想目标。“恐惧和焦虑就像不受欢迎的旅伴,无论我内心多么不喜欢它们,却注定要和它们纠缠在一起,直到人生旅途的终点”(第177页)。

显然,黑暗远远超出正常人理解的极限,所以才需要隐藏。她独自离开家人后,得到一个波兰天主教家庭的帮助,躲进这家人的鸡棚近两年之久,从而逃脱了纳粹搜捕。每当别人问起这段时间她在鸡棚里做了什么时,她会觉得这个问题古怪之极,无法回答。那方黑暗逼窄的天地里,没有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只有无穷无尽的寒冷、孤独、气味和恐惧,根本“做”不了什么——恐怕只能专注于“听”,尤其听来自远方的声音。

伊爱莲自传《抉择》英文版封面(图:宋立宏提供)

伊爱莲自传《抉择》英文版封面(图:宋立宏提供)

一旦动笔,还要面对一大诱惑:把千疮百孔的过去呈现得浑然一体。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曾这样谈及记忆:“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地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伊爱莲定然明白这也是写回忆录的陷阱。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受害人,她清楚,记忆只是历史碎片;其视线所及,无异于盲人摸象、井蛙观天。在一次次死里逃生之后,她的“时间概念完全被饥渴和唯恐被杀的念头取代”(第13页)。相应的,《抉择》并没有一条连贯的叙事主线,记忆中的事件和印象没有被整齐归类,而是被碎片化地呈现出来,但读完仍觉得是一座七宝楼台。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把当下的反思和省察融入了过去,于是,“整个故事就在一个找不到回忆的过去与一个可以看到过去的现在之间来回游移。”(“中文版前言”,第1页)尽管如此,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依然清晰可辨,原书附有214条注释,其中交代了史实出处,但这部分被中译本悉数删去。

伊爱莲自传《抉择》中译本封面(图:宋立宏提供)

伊爱莲自传《抉择》中译本封面(图:宋立宏提供)

另一方面,《抉择》包罗的大大小小的抉择,又不断闪现出一条内在逻辑,和一种认清目标后一意孤行的坚毅。她如此自况:“我曾把自己从必死之境救出,别指望我会有顺从依赖的行为。”(第151页)。换言之,一旦做出忤逆父愿的那个抉择(the choice),就难以继续当被选者(the chosen)。施约瑟最让她心有戚戚之处,恰恰在于他的独立自主,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一种在正确时刻做出正确决定的离奇能力”。她相信,他之所以做出这种而非那种抉择,与他自视为局外人有莫大关系。在这位圣经汉译史的中心人物身上,她看到的却是边缘:作为孤儿,他是犹太社会的边缘人;而学术兴趣大于传教兴趣让他是传教士中的边缘人。伊爱莲自己又何尝不是被边缘性定义的?她是德国人和波兰人中的犹太人、犹太人中“不犹太的犹太人”、家人中的离家出走者、以色列社会中装“正常人”的大屠杀幸存者、西方学界中研究汉学的女学者。

在这一系列边缘性构成的视角之中,或许最让她铭心刻骨的,是只能用外语而无法用母语写作。对于她那一代的中欧东欧的犹太社团,希伯来语是用于宗教仪式的“圣语”(loshn-koydesh),意第绪语才是日常生活中通行的名副其实的“母语”(mame-loshn)。然而,纳粹大屠杀之后,那里的意第绪文化已被连根拔除。与母亲的隔阂终可消融,但泯灭了的母语文化却是一处只能引颈回望的家园。梅莱茨之后,她早已无处是家,所停留过的地方,无非是人生旅途上的“驿站”。哪怕在耶路撒冷住了多年,她依然是这里的陌生人:“当我走在阳光灿烂、喧闹的街道上,却感觉仍在冰雪与死亡的野外行走”(第23页)。在中译本没有迻译的原书跋记中,她谈到今日欧洲对犹太遗迹的维护:“诚然,这里或那里的墓地、犹太会堂、断壁和残垣可以修缮,可以贴上匾额,成为旅游景点。但所有此类复原和展示,其实质是‘博物馆化’;曾经的生活已变成博物馆展品。”博物馆虽然有助记忆,却只汇聚了过去的碎片,而把过去的生活翻译成文字,“我担心我也不过是为遗忘出了一份力。”全书终了引陆机《文赋》中的话吐露她的绵绵怅惘:“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

“博物馆化”这一著名比喻来自美国一代汉学宗师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列文森也是犹太人,他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一段对鲁迅及其所代表之人的评语:这类人“不可能把自己看成是一件供人欣赏的古董,也不能忍受把中国看成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必须在此再创历史,把为死人建造的博物馆变为解放活人的场所,而不是现代行尸走肉的坟墓”。伊爱莲无疑从中感受到强烈共鸣。作为意第绪文化的遗民,她也无法忍受把那个哺育、滋养过她的文化当作博物馆,她深感活着就意味着可以选择做一个“不仅自己要承担责任,还必须代表那些死者说话”的人,“绝不允许不费脑筋地得过且过”(第155页);活着还意味着不能无视任何看似无足轻重的杀戮,因为忽略了纳粹大屠杀历史的任何一部分,都会招致陷入遗忘的危险,“尤其是忘掉这是一部有关人类生命和人类失去生命的历史”,而“记忆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好些”(第208页)。如此看来,视上海犹太难民史为纳粹大屠杀史的一部分,毋宁说是把一个不是她的过去化为属于她的过去。

二战行将落幕之际,波兰犹太教哈西德派名门之后赫舍尔(Abraham Heschel)在纽约用意第绪语发表演讲,后被译成英语,冠以《大地属于上主》(The Earth is the Lord’s)之名出版。赫舍尔以诗的语言,用咏叹调歌颂了东欧的犹太宗教生活,誉之为“犹太灵魂史”上的黄金时代。时至今日,人们对意第绪文化的记忆,就聚焦在这种染上梦里缤纷的乡愁和集中营焚尸炉里升起的黑烟两个极端之上。《抉择》则以写实的笔法,还原出一个来自东欧普通犹太中产家庭的幸存者,在灾难中经历的内疚、绝望和丧家之痛。由此,伊爱莲用宣叙调为她父辈的世界念出了一份迟到的哀悼祷告(Kaddish)。

让中译本读者尤可庆幸的是,就像施约瑟的犹太过去非但不是他日后译经之路上的障碍而是一笔财富那样,伊爱莲最终也把她早年冰冷黑暗的苦难升华为日后汉学研究之路上郁郁葱葱的成就。在这种自我形塑和转化中,重拾并呵护那些被撞落在天涯海角的意第绪文化的点点星火,以笔者之见,是她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抉择。

(《抉择:波兰,1939-1945》,伊爱莲著,吴晶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Irene Eber, The Choice: Poland, 1939-1945,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4. )

作者:宋立宏,南京大学宗教学系、犹太-以色列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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