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TED演讲者、巴伊兰大学研究员利奥尔•左雷夫(Lior Zoref)日前在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举行新书《群体的思维》分享会,与中国读者分享新媒体时代如何利用“众包”思维优化个人决策并追寻梦想。

利奥尔在现场分享了自己在TED演讲中让现场观众猜测公牛体重的具体案例,介绍了“众包思维”这一集体智慧帮助个人做出决策的重要作用。利奥尔引用新书中的原文说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群体决策的平均数值往往为问题的最优答案,新媒体时代人们应该大胆提问,借助网络上的集体智慧以最低成本解决一系列个人决策与公司决策问题。

利奥尔还认为,新媒体中每个人的社交关系圈内蕴藏着巨大的资源,人们应该从朋友间的弱联系中寻找到人脉的资源点,通过彼此间有效的信息分享来提升自身资源价值,并获得他人的资源共享,同时敢于走出舒适区追寻自己的梦想。

《群体的思维》一书由中信前沿经济出版社出版,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中信前沿经济出版社总编辑蒋永军出席分享会并为新书发布致以贺词。

利奥尔•左雷夫(Lior Zoref)在新书发布会的观众。(图:以色列使馆提供)

利奥尔•左雷夫(Lior Zoref)在新书发布会的观众。(图:以色列使馆提供)

利奥尔•左雷夫现任巴伊兰大学研究员,曾任微软营销副总裁,2012年在美国加州长滩进行了关于“众包思维”的TED演讲,其发言被《纽约客》评价为“令人愉快”。利奥尔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哥伦比亚大学、耐克、微软和领英等机构及TEDMED、Biomed和TechEd等科技峰会进行演讲。分享会当天,本报记者对利奥尔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实录:

Q:您在长滩进行TED演讲时是2012年,现在已经2016年了,这四年中关于“众包思维”和新媒体领域发展有什么变化?

A:以微信为例,过去仅四年内就有数十亿人使用微信,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如今新媒体的主要作用依然仅限于分享心情与新鲜事物,或者进行在线支付,多数人还没有利用新媒体帮助他们做出优化的决策。尽管已经有很多人对此进行了尝试,但这种作用目前还是小范围的,至少目前Facebook和微信都尚未做到。

当然,现在facebook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技术还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这种优化决策,不过据我所知facebook正在努力实现这一功能。因此,未来的新媒体可能很快会发生重大转变,成为人们决策的简便工具。现在人们如果想通过新媒体做出决策,可能需要人工手动方式才能完成,就像互联网刚出现时人们报班学习如何网上搜索一样;而未来人们可以像使用Siri一样说出问题,然后获得基于其他用户的集体智慧而自动分析而成的决策建议。这一愿景也是我《群体的思维》这本书的目的,即指导大家利用新媒体进行提问和搜索。至于这一愿景什么时候会实现,一年后?十年后?我不知道,但我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Q:您在书中提到了群体愚蠢与群体操纵的情况。确实,新媒体使得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公众也可能因为他人的误导和宣传攻势而形成错误的集体言论,或做出错误的决定,对此您怎么看?

A:其实应该说新媒体使得人们越来越不容易被“操控”了,因为传统媒体的传播是“一对多”,人们无法对媒体的内容进行反馈。而在社交媒体上,沟通是双向的,当然也有人可以试图“操控”公众,但是公众也会对内容做出反应。在以色列,政治家们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往往口无遮拦,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时则非常谨慎,否则会招致公众留言批评。因此,尽管还是有人会试着在社交媒体上操控民意,但成功的可能性比之前更低了,决策过程也更加透明了。

任何科技都是双刃剑。电影《蜘蛛侠》里有一句话:“力量越大,责任越大”(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众包”模式未来可能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因此也应该承担巨大的责任。

Q:您认为“众包”模式在以色列是否受欢迎?

A:以色列人思想很开放,爱分享,爱询问别人的意见,他们经常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问:“你觉得……怎么样”,所以“众包”在以色列是一件自然且经常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以色列,我去过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不过仍然有很多人害怕提问,因为他们害怕别人嘲笑他们不够聪明。但是那些尝试了提问的人会发现收到的答案近乎完美,所以我认为大家一旦开始大胆提问并且有所收获后,就会继续下去的。当然,这种做法需要勇气。

Q:中国人的性格与以色列人可能有所不同,那么您认为中国的“众包”模式应如何发展?

A:就我所知,中国人在微信上十分活跃,喜欢分享心情,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分享的内容有哪些,以及该问什么问题。现在的新媒体平台正在优化为分享平台而不是提问平台,以色列人做的也往往是分享而不是提问,因此中国或许也可以如此改变。

Q:对“众包”模式可能带来的隐私泄露问题又该作何处理?以色列人会因为担心隐私泄露而拒绝分享吗?

A:隐私问题确实存在,以色列人也会因为隐私问题而对提问有所顾虑,但以色列的文化就是更加开放的。我没有仔细查阅过相关数据,所以无法断言,但我认为人们可以分享一些诸如美食一类的内容,或者提出“周末该去哪里”等简单的小问题,这样可以慢慢地接受这种模式。

Q:您在演讲中也提到了一个希伯来语单词“Chuzpah”,这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

A:当然,“Chuzpah”意为“粗鲁无礼”。不过以色列人概念里的“Chuzpah”也可以从正面去理解。我在TED演讲前向主办方要求使用一头公牛,这个想法本身也有点疯狂,但我的措辞没有无礼(最后也成功了)。以色列的学校里也是如此,老师们会告诉学生“Chuzpah”这个词是完全负面的,意味着不遵守规则,不利于老师管理学生。但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告诉我们,“Chuzpah”有时会让听上去很疯狂的想法成真:正是因为“Chuzpah”,三个年轻人仅用很少的投资就开发出了全球最大的社区化交通导航应用Waze。所以大家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当你在国外看到以色列人很粗鲁、不按规则办事的时候,这是“Chuzpah”的消极一面;但这也是让以色列与众不同、创新能力超群的与生俱来的一面。如今许多外国企业来以色列学习创新秘诀,“Chuzpah”就是秘诀的关键。

Q:您打算下一步如何利用“众包”思维?

A:我会帮助一些组织利用“众包”思维尤其是组织内成员的“众包”力量实现转型,让组织更多地依靠集体智慧做出正确决策。我在全球一些公司开展了几个项目,发现效果惊人,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果往往比CEO的决策更好。此外我还想探究社交网络将如何改良以适应未来自动化的“众包”决策。

我的书出版后,读者们从世界各地发来邮件,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受到鼓舞并努力追寻自己梦想的。因此我觉得这项工作将会意义非凡,将指导人们变得更好。我在中国的这几天收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让我感觉大家普遍地并没有追寻自己的梦想。我在上海演讲时,很多人提出了关于“快乐”的问题,但我认为,人不应该把快乐作为目标,因为如果一个人听从自己的心大胆追求梦想,他会很快乐的。因此人们考虑的不应该是如何变得更快乐,而是如何找到让自己充满热情的事物。如果一个人毕生没有梦想可追求,那将成为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我真的想做点什么,如果成功了,那我可以说我改变了这个世界。

中国人压力很大,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生活总是不易,有买房、买车、养育孩子的压力,人们很容易被困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中。有时人需要停下来扪心自问现在的一切是否是自己想要的。走出舒适区很难,这绝非我信口开河:我曾经在微软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工资很高,有自己的车子和办公室,但有一天我放下了这一切重新读书。当时我很害怕,没有勇气,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害怕。但我正是在害怕的心态下迈出了这一步,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情。解决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想明白你为何害怕,你为何要追寻梦想。这就需要大家做得聪明一点,首先不要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盲目辞职,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尝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进展顺利而且你觉得可以以此谋生,那么就放手去做吧!哪怕赚得更少也没关系,别人觉得你不可理喻也没关系,只要你觉得这是你的热情所在。我在微软时曾经有一名员工,因为喜欢重金属音乐,辞掉了人人羡慕的微软工作,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但是现在他已经出了三张专辑,环游世界边玩边唱,他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

Q:那请问您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A: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老师,尤其是那些被认为不怎么样的学校的老师。正如我在演讲中说道,我曾经在读书的时候被孤立,十分孤独,没有朋友。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让那些跟我遭受同样境遇的小朋友们重建信心,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们一切都可以改变。

Q:这次是你第一次来中国吗?跟之前预想的印象有没有差别?

A:第一次,中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提到中国大家都会想到中国的“山寨”和质量差强人意的产品。我来中国后,被这里的像微信之类的科技成果和以上海为代表的创新发展速度震惊了,要知道这些成就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取得的。中国太大,我这次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全面了解中国,但是就目前我与其他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交流讨论,大家都被中国取得的成就震惊了。现在不仅中国需要向世界学习,世界其他国家更需要向中国学习。

Q:中以两国的合作近两年来越来越密切,然而也有声音认为中以合作之间存在泡沫,而且在未来两三年内会走入瓶颈,请问你怎么看?

A:以色列人很愿意与他人分享关于创新、“创业之国”的知识,以色列许多创业公司也积极寻找投资;而中国市场巨大,潜力无限。所以中以合作是泡沫吗?“泡沫”指的是不存在的东西,但中以之间的合作是实在具体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发展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赴以中国人数的日渐增长也仅仅是双方发展潜力的一小部分体现。以色列人的做事方法是“就现在”,而中国人的习惯是“慢慢来”,所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中以合作的新成果,但中以合作无疑不是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