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往小的说,是个人的事儿,是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往大的说,是一群人的事儿,就成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反映出了人们普遍的态度和意愿。而一种社会现象又往往受制于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会对社会、以及个人的产生不同的影响。创业国度以色列被津津乐道,近两年中以关系也日益密切,位于亚洲大陆东头和西头的两个国家在文化上有哪些骨子里的不同,使得两个国家对创业的态度和意愿存在不同?

针对跨文化对比的研究中,荷兰学者Geer Hofstede通过对70多个国家的实际调查,特别是加入了对中国儒家伦理文化,将文化特征进行了五个维度的区分,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本文也从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对中国、以色列两国文化进行比较。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

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受到儒家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强调推崇的是谦逊、内敛、家族荣誉等人格特质,因而也催生了集体主义价值倾向。而对于新想法,个体更倾向与集体分享讨论,听取集体的意见,再进一步执行。从外部来说,集体主义文化下,整个社会更容易产生“从众行为”,个体更多受到他人的影响。因此中国人对于创业的态度与计划会受到家庭、同学以及社会规范的影响,特别是面对来自家庭的压力,即使个人具有较为积极的创业想法也可能会放弃。

而以色列是一个新兴移民国家,很大一部分犹太人在历史上长期散居于欧洲与北美地区,因此受到较多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成就。因此以色列年轻人更愿意从事与个人态度、利益、兴趣吻合的事情,而较少考虑所在组织的利益。此外,传统犹太文化深受犹太传统经典《塔木德》的影响, 即教导每一个个体都要学会时时去质疑与挑战权威。犹太文化中“大脑袋”(big head)与“小脑袋”(small head)的俚语,即指“特立独行”与“随波逐流”两种风格。以色列年轻人被从小教育要做“大脑袋”。 通常,以色列人是否进行创业更多取决于自身的想法与兴趣,而家庭则不会产生较大的阻碍。

权利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在一种文化中,个体能够接受的制度权利与组织权利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权力距离越大,社会层级越多,社会组织结构越庞大,倾向于集权式决策。而权力距离小的社会结构较为扁平化,上下层的沟通交流更畅通,整个社会的氛围更为民主,平等意识强烈。

中国文化中一直延续着“三纲五常”的儒家文化思想,强调的是上下级、长辈晚辈以及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与序位。 这种文化思想维护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并且规范着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并将尊重社会秩序视为一种美德。而整个社会也更倾向于维持已有秩序,对变革不敏感,不易接受新生事物。但这种文化背景下却有助于大规模多层级结构企业的管理与运作,使得协作更为有效。

以色列移民众多,第一批移民来自上个世纪30年代,至今每年仍然有大量犹太移民回归。移民文化造就了一种开放、多元、兼容性的社会特质,对新事物敏感,接受性较强,这一点也与美国文化非常类似。而相比美国,以色列国家建立时间尚不到100年,正处于一个社会秩序形成的阶段,因此没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社会文化更加平等自由,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文化更为灵活。

不确定性的规避

文化中不确定的规避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所具备的冒险性精神,另一方面是忍受模糊性的程度,具体指文化中注重的是宏观模糊的抽象概念,还是注重微观上细节具体的内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随处可以发现保守以及求稳的“守业文化”,古代处世哲学“中庸之道”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守业”以及“中庸”的核心都在追求平衡、知足以及安稳,而反对个人激进与冒险。对风险的极力规避导致另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对失败的包容性较低。一方面由于寻求安稳的人生状态,将会排斥并且惧怕失败;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又有“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荣誉思想,社会将个人成功将于家族等团体紧密联系起来,而一旦失败将遭致社会的非议。这种文化思想下,越发使得中国年轻人不敢轻易冒险,并有意识地避免失败。

以此对比,以色列的犹太文化与历史推动了社会对风险的偏好以及对失败的容忍。历史上犹太民族历经磨难被驱逐流亡至世界各地,即便建国之后也处于资源匮乏的客观环境中。因此在困难的生存环境中,以色列社会不得不通过冒险激进的方式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正如索尔·辛格所说,以色列的冒险精神是被“逼”出来的。同样也因为民族的历史遭遇,使得以色列社会明白成功的不易,因此允许失败的存在,同时社会对于个人的失败也不会进行过多的批判。因此在这种情境下,以色列年轻人能够以轻松地心态去尝试新的事物,对于失败也相对平和。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化其本质是一种女性特质的文化。中国文明是从农耕社会发展起来的,农耕是一种平稳、安静、风险小的生活方式,其本身是延续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体现在了中国文化思想上。儒家文化首先提出的“仁”便具有强烈的女性特质,而道家文化提出的“上善若水”,即处世哲学应像水一样温柔灵活,以不变应万变,也是阴柔的女性文化象征。因此中国人更偏向无攻击性的安静的生活方式,认为创业是一种张扬、与众不同的行为,并非一种常态并将极力避免,转而追求安稳的生活常态。

而以色列地处亚非欧大陆的交界处,希伯来人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圈开始了游牧式的生活。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反映的是男性文化,具有野蛮、征战、力量的特征。随后以色列又深受古希腊、罗马文化影响,这两种西方文化都属于男性哲学观,通过理性的逻辑演绎式思维探索世界。而近代的以色列更是实行全民兵役制,是全世界唯一要求女性服兵役的国家,加之频繁爆发的战争,使得以色列文化中男性气质尤其突显,文化中随处可见其主动求变的思想。

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

中国文化具有静、缓、慢的特质,因而对于成功与回报都是一种等待的状态。“厚积薄发”、“积跬步才能至千里”等正是一种长期导向性文化的写照,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中“苦行僧”式的人生观,大部分人认为只有当下足够努力吃苦,脚踏实地,做好长期准备,才能够在未来获得足够的回报。而对于快速致富、急功近利在中国文化中常常受到批判。

相反在以色列的游牧民族血统与文化中,需要的是快速占领并致胜,以获取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历史上以色列长期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未来风险的突发性以及不确定性需要其能够在短期内利益最大化,以便从容应潜在的困难。以色列创业过程中的快速退出战略(Fast Exit)正是这种短期导向的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