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上个月迎来了全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但以色列短期内恐怕无法实现。

以色列未来党议员艾丽莎•拉维(Aliza Lavie)在上周三的议会全体会议中提出了一项设立民事婚姻包括同性婚姻体制的提案,在会上以11票之差遭到否决,其中支持39票,反对50票。

尽管以色列民众普遍对同性婚姻表示支持,以色列《国土报》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70%的以色列民众都支持同性婚姻,但以色列议会无法将其变成法律。

“没有人会真的以为这项法案会通过。”希伯来大学家庭法教授拉姆•里夫林(Ram Rivlin)表示,“至少不会在这届联合政府通过。”

以色列的婚姻是根据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法律进行的,该法律向以色列每个宗教群体授予经国家承认的对婚姻的唯一管辖权。后来的英国统治者沿用了这些被称为米勒特的奥斯曼时期的宗教自治制度。以色列在1948年独立后表示出于诸多考虑仍保留该体制,包括以色列对本国少数群体的义务。

于是,以色列的婚姻只能通过宗教机构进行。犹太夫妇必须通过最高拉比法院结婚,而天主教徒、德鲁兹人和穆斯林则必须通过各自经国家认可以及公共资助的宗教合法机构结婚。

结果就是,任何未遵守各自宗教法律结婚的配偶,或所属宗教传统没有经国家承认,他们的婚姻都不属于以色列的认可范围。

同性婚姻在以色列其实算不上违法。只不过没有任何机构有权主持同性婚姻。该现象或许更多是因为法律上的空缺而不是有意识的边缘化,这一点可从基督教新教徒也不能在以色列结婚的悲凉现实中得到验证,甚至连新教徒之间都不能结婚;在英国治下,新教徒可通过英国法律规定的机构结婚,而以色列从未形成独立的基督教新教徒统领机构。

拉维提出的法案旨在填补如今奉行的宗教米勒特系统的所有缺口,包括“未经承认”的宗教群体、信仰不同宗教的伴侣、受以色列拉比院质疑的犹太教皈依者和同性恋者。

“我们必须要为所有不想通过拉比法院结婚的伴侣提供民事婚姻的选择。”她在一封给《以色列时报》的邮件中写道,“根据拉比法院的相关法律,很多伴侣都无法结婚。”

尽管宗教框架具有限制性,但以色列世俗法庭通过多年来一系列司法判例已对“习惯法”婚姻形成充分司法认识。不属于任何一种国家认定婚姻的伴侣如果能够证明双方的同居关系,则能够以婚姻保护的理由在法庭起诉对方。

因此,虽然以色列没有正式承认国内数万对同居伴侣(具体数据不详),他们仍然有权利在分手时起诉对方,争取抚养权、赡养费、继承权以及其他和婚姻相关的权利和保护。

出于对这一非正式婚姻关系的考虑,以色列很多伴侣签署了同居协议,而婚姻自由化推广组织还会派发所谓“家庭联盟卡”,用于在将来有可能发生的诉讼中表明意向。

然而,这些群体仍然无法享受某些婚姻权利。例如,在一些习惯法伴侣关系中,一方退休或残疾时,另一方不能像在国家承认的婚姻中那样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但习惯法婚姻不是唯一的漏洞。根据国际协议,以色列必须承认在外国完成且经当地司法管辖认定的婚姻。里夫林表示,于是很多伴侣直接选择去别的地方结婚。

2006年,以色列最高法院宣布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海外完成的同性婚姻。

里夫林说:“结果出现了海外结婚随后回来以色列获得承认的潮流。”

他表示,中间存在很讽刺的因素。“宗教婚姻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是如此艰难,但却让同性婚姻变得更简单。现在以色列不仅没有同性婚姻这一选项,另外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也无法在以色列结婚。很多人因为不能结婚而感到倍受欺辱。”

因此,尽管以色列宗教婚姻法律的限制多多,或者说正因如此,同性伴侣享受到了相对较好的伴侣关系保护。

里夫林表示,由于以色列婚姻不是关于社会某一特定群体而是全面民事开放体制拥护者和宗教狭义制度支持者的辩论,对拥护民事婚姻的政客来说,同性婚姻只是另外一个可为他们争取选民的社会问题。

“道德保守派的悖论在于宗教限制反而为同性伴侣创造了更多权利。”

作为一个虔诚的正统犹太教徒,拉维不断表示为以色列民众提供民事婚姻的选择不仅可增加民众接触宗教机构的机会,还会迫使国家宗教机构为赢得以色列民众的心而提高竞争力,变得更加高效和受欢迎,最终让更多民众信服,选择宗教婚礼。

尽管如此,考虑到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只有极少的两票优势,而且还要依靠极端正统党派沙斯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拉维乐观的想法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