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莱恩搬到以色列,想在这里找一份工作。他做的大部分是二元期权、外汇和其他呼叫中心的销售工作。最终,他进了一家向美国市场销售产品的高科技电子商务网站,但这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诚实正直、令人满意的工作。网站卖的产品很劣质,而莱恩每天的工作是处理数百位客户的投诉,确保客户能够换货,但很少会同意他们退款。公司让莱恩说谎,告诉客户他在纽约。

而二十出头的时装设计师妮可从法国来到以色列,很快就在时尚界找到了一份工作。问题是工资只能勉强用来支付她在特拉维夫的租金,更不用说食物和交通费用了。于是,她在一家在线赌博网站找了一份工作。刚开始她负责客服工作,但后来这家不受监管的公司让她开始对客户进行电话推销,劝说他们赌光积蓄。

妮可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辞了职。最终,该公司在接受调查后倒闭。

绝望的工资?

根据陶布中心2016年的《国家概况报告》,每五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可支配收入不公最严重的发达国家,生活成本与工资的比值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仅次于日本,房价在过去八年里飞速上涨。在这样一个国家,对经济感到绝望的人很多。

图:陶布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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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到十年来,高新技术的阴暗产业得到加速发展,包括外汇和二元期权、在线赌博、色情、诈骗公司,这些公司有着很高的搜索引擎优化排名;此外,还包括为上述公司提供服务的网络联盟营销、广告技术和支付公司。再加上求职者急于找到工作,很多好人也许在不经意间和无意中就按照公司的要求为非作歹。

当问及以色列高科技阴暗和诈骗行业的规模时,一位业内研究人员向《以色列时报》表示,约10%的高科技公司都属于上述类别,但因为此类公司利润丰厚,他们的收入可能占高科技行业总收入的30%。

以色列如何能为公民提供更多好工作——诚实正直且能作出积极贡献的工作?如果而且当以色列的二元期权和其他诈骗行业倒下后,之前供职于这些行业的数千人——至少应该考虑那些罪行不至于把自己送进监狱的员工——将何去何从?

《以色列时报》向三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以下问题:以色列经济需要进行哪些深度整改才能在未来数十年为公民提供好工作?

高科技不是唯一的答案

在以色列私营企业中,高科技行业的工资最高已经不是新闻,薪酬竞争力达到国际水平,一些程序员的月薪可达3.5万谢克尔(约合9000美元)。以色列陶布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埃坦•雷格夫(Eitan Regev)和吉拉德•布兰德(Gilad Brand)表示,问题在于高科技行业的工作岗位只占私营领域岗位总数的10%-15%,而高科技行业以外的大部分工作生产率低,工资水平也远低于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

图:陶布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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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德表示,日本经济的日益增长让所有求职者都能从中受益,但和日本不同,以色列85%的工薪阶层一直处于落后水平。

“以色列的相对优势是一个领域太狭窄了,这个领域的成功不会增加其他领域的薪酬。”布兰德说,“出口是不断增加工资和提高生产率的唯一引擎,因此我们必须增加出口渠道的多样性。”

布兰德表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色列政府就开始实施相关政策,对高科技行业发放津贴,刺激该行业的发展,但这一本意为促进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政策却一直在危害其他经济领域。

“高科技公司出口了很多产品和服务,谢克尔也不断走强,但这也使得高科技行业以外的公司的出口越来越不值得。”布兰德解释道,“小企业和较弱的企业无法参与全球竞争,于是就业市场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布兰德表示,解决办法就是把高科技融入传统行业,如纺织或重工业等,使以色列能与远东地区竞争。他举了以色列内衣公司Delta Galil作为一个成功的例子。Delta Galil意识到了以色列在技术上的相对优势,于是开始生产吸汗、塑身和无痕内衣,已成为CK、耐克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等品牌的主要供应商。

“把技术融合进来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食品工业也是一样。”他说,“有了更多好的工作岗位后,员工之间的竞争力增强,整个经济的薪酬也会增加。”

布兰德指出,以色列伊斯卡工具公司创始人斯特夫•韦特海默(Stef Wertheimer)强烈支持打造更多制造业,从而确保以色列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

寻租中间商

雷格夫和布兰德表示,有些行业对生产力的负作用更严重,点明批评批发商群体,食品行业尤为严重。

布兰德说:“整个批发行业都很有问题,导致价格高昂,生产率低。许多批发商都出现了竞租行为(为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垄断租金)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

“他们会走到一个农民跟前说:‘你不想以1谢克尔的价钱把西红柿卖给我们?行,那我们就等着,看着它在地里腐烂。’”

图:陶布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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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德说,以色列批发商的生产率已经有十五年不曾提高,而经合组织批发商的生产率每小时增加了10美元。

与此同时,以色列2005年的食品价格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便宜16%,现在反而高出19%。布兰德认为,Apax收购Tnuva、“瑞米迪亚丑闻”以及由此导致的进口下跌和Shufersal在2006年被其竞争对手ClubMarket收购均是造成上述结果的直接原因。

图:陶布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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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解决方案,布兰德表示,可以先增加粮食进口,同时农民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农产品。

“可怜的是我们”

如果你问Shoresh社会经济研究机构董事长丹•本-大卫(Dan Ben-David)如何在以色列经济中创造更多好的工作岗位,他会告诉你,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医疗、交通和最重要的教育。

“就研究质量和学生而言,以色列拥有全球最好的大学。”本-大卫说,“但他们不能代表整个国家。”

本-大卫表示,以色列每小时的生产率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很大一部分人口受到的是第三世界水平的教育。”

“举个例子,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但如果我和一群不懂英语或数学的人工作,最后我就要完成本应由他们来做的事。这不仅拉低了他们的生产率,还影响了我的效率。”

本-大卫说,以色列其实是有两个不同面貌的国家,一面是走在前沿的创业国度,另一面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缺乏为现代经济做贡献的技能,尤其是超正统犹太人、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和边远地区的穷人。他表示,这种差距导致以色列的生产率越来越落后于世界领先的国家。

“学校的总体教育水平很差。但研究表明,如果父母均受过教育,特别是母亲,那么他们孩子的表现还过得去。但以色列其他的孩子呢?”

本-大卫说,这不是帮助穷人的问题。

“可怜的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提供条件,让他们达到可以自给自足的程度,那么整个国家的负担将落在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肩上。但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力量。试想你只和几个邻居去打仗,结果会如何?”

钱哪去了?

本-大卫表示,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色列连续几届政府都把工作重点从教育转移到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做法非常可怕。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们才开始兴建大学。尽管人口翻了不止一番,但此后连一所研究型大学都没有建立。和四十年前相比,以色列今天的研究人员数量减少,教师也减少了五分之一。”

本-大卫表示,在建国初期,以色列投资建设城镇、道路、大学和医院,但即使这个国家现在更富裕了,钱也流向了其他地方。

图:Shoresh提供

图:Shoresh提供

“例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前,人均病床数稳步增长。但今天我们的人均病床数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你可以在这里看一流的医生,但只能“享受”第三世界的住院条件,睡在走廊或食堂。有的患者就被感染了。”

当问及这些钱流向哪里时,本-大卫表示很难说,因为以色列的预算不是公开透明的。

“一方面,预算非常详细,其中罗列了成千上万的预算项目,但无法分门别类,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你无法解读预算项目中写的内容。”

但本-大卫认为,包括超正统犹太人和权贵资本家在内的特殊利益集团获得了大部分本应流向整个社会的资金。

他表示,解决方案就是成立一届中心政府。如果利库德集团、全民党、未来党和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组成盟军,将能拿下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因此可以开始解决对以色列未来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比如改革教育系统。

“二十年后,上述政党将能代表几乎一半的人口。今天做起来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几十年后将变成不可能。但我们没有给我们支持的政党施加让他们互相合作的压力。”

发人警醒的故事

本-大卫表示,和他许多在特拉维夫大学的同事一样,他持有世界知名高校的博士文凭(芝加哥大学),完全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谋生。

“我们不一定要回来,但我们回来了。因为我们想在这里生活,这是我们的家。”

不过,如果这一代人没能把事情做好,他们的孩子可能就不想继续住在这里了。

“要想做到这一点,以色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需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如果我们没有照顾到这个国家所有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将不会选择留在这里。”

最近移民到以色列的莱恩也希望这个国家可以把事情做对。他辞去了呼叫中心的工作,现在是一名建筑工人。

“我喜欢这里,也没有离开的打算。”他说,“我知道在以色列生活不容易,但没想到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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