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家保险协会上周二发布的2013年年度贫困报告显示,以色列五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该报告披露了以色列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尽管以色列经济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每年都实现了持续增长,其主要经济领域的发展却很缓慢。面临入不敷出问题的不仅有以色列91.1%的非高科技领域员工,还包括那些由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原因,没有参加工作的群体。

随后以色列陶布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也发布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五分之四的以色列家庭的每月支出比收入多住房支出自2007年以来上涨了53%,而松散的税收政策助长了免税“灰色经济”的发展,其约占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20%。

这篇发表在竞选季到来之前的报告激起了政客的一阵谴责和申辩。

“你知道以色列的生活成本有多高吗?”工党议员梅拉夫•米凯利(Merav Michaeli)问道,“由于每月最低工资仅为4300谢克尔,远远低于最低生活成本,那些制定最低工资的人其实是在故意制造贫困。”

利库德党议员丹尼•达农(Danny Danon)声称:“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在内阁的所作所为和利库德党的执政路线不符,给社会很多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他还表示,担任了一年半财政部长的拉皮德应为以色列遭受的贫困负责。

“内塔尼亚胡把整个国家都逼上了透支的绝路。”欲替换现任总理位置的工党领导人萨克•赫尔佐克(Isaac Herzog)控诉道,“中产阶级或社会弱势群体永远也无法享受到内塔尼亚胡曾承诺过的财富。内塔尼亚胡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导致该问题的始作俑者之一。”

身为议员的沙斯党领导人阿里耶•德里(Aryeh Deri)提出:“这是沙斯党作为反对党造成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应把最低时薪设为30谢克尔”以及削减主食销售税作为“新一届政府成立的前提”,他郑重地说。

此外,拉皮德阵营的福利部长梅厄•科恩(Meir Cohen)(将于本月卸任)表示,最新报告中的贫困人口其实是有所下降的,并暗示那是未来党的辛勤付出换来的。

“这是我们多年来第一次在报告中看到数以万计的儿童和家庭摆脱贫困。”他在周三表示,“我想告诉你,我们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做到了。想象一下,如果内塔尼亚胡没有解散现任政府,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让数十万的儿童和家庭脱离贫困。但我们的工作被中断了,但我们会回来的。”

大家都一致认为贫困是别人的错。

‘选择成为穷人’

以色列还有很多关于贫困问题的数据需要公开,而这些数据很有公开的价值,因为其揭露了惊人的事实。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三月份的“2014年全球社会一览”报告中表示,以色列的贫困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为20.9%,几乎是OECD平均贫困率(11.3%)的两倍。

但这个数据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出以色列的经济水平,相反,其反映的是以色列社会惊人的贫富差距。当谈到贫困时,以色列经济就不是一个整体了,而是被分成了三个部分。

整整有一半阿拉伯人以及极端正统犹太人的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以色列银行行长卡尼特•弗拉格(Karnit Flug)于本月早些时候指出,在耶路撒冷极端正统犹太大学中,阿拉伯贫困学生占54.4%,极端正统贫困学生占46.6%。

而其他群体的贫困率仅为12.5%,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贫困率相差不远。

这些群体深陷贫困,绝非出于偶然。

“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选择贫困。”希伯来大学经济学家艾维•西蒙(Avi Simhon)如是说。

他解释道,“选择”成为穷人深植于这些群体的生育和教育观念里。“如果每个家庭平均抚养七个孩子,那他们就是在选择成为穷人。”

以色列的贫困标准相当于税后中等收入(收入水平位于中等区间)的一半。也就是说,贫困线会随着工资的变动而变动。以色列国家保险协会本周发布的报告将2013年的贫困线定为每位家庭成员每月2392谢克尔,金额会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相应减少。

根据中央统计局统计,2013年仅有23%的穆斯林阿拉伯女性参加了工作,而犹太女性的比例达到了58%。由于大多数阿拉伯女性都没有工作,家庭收入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显然,这种就业差异是由于社会习俗而不是缺少就业机会造成的。比如,2013年的失业率就降低了6%。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政府的不重视,导致这些群体无法接受优质教育,而优质教育或可帮助他们找到更高薪酬的工作以及获得更多参加工作的机会。

在极端正统犹太群体中,学校禁止向13岁及以上的学生教授和宗教无关的课程,如数学、科学和英语,导致这些学生无法学习供养庞大家族的技能。

国家保险协会的报告证明了西蒙的观点。18.6%的以色列贫困家庭中包含了以色列30%的儿童人口。也就是说,贫困家庭抚养的孩子是非贫困家庭的两倍多。

作为以色列最贫穷的穆斯林群体,内盖夫的贝都因人的确有着最高的出生率,这并不是巧合。以色列北部的穆斯林妇女平均每人育有2.8个孩子,其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普遍高于南部女性。但在以色列南部主要由最贫穷的贝都因家庭构成的穆斯林群体中,平均每个穆斯林妇女育有5.4个孩子,为全国最多。

因此以色列的贫困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以色列的贫困是特殊的。”西蒙说,“因为这里特有的意识形态”导致许多人选择贫困。

而这也是政客一直选择视而不见的残酷真相。因此,代表极端正统犹太人的沙斯党领导人德里明显也在避免提及极端正统犹太人的赚钱能力以及就业水平需要得到提高。此外,阿拉伯领导人几乎绝口不提穆斯林妇女可为以色列阿拉伯社会解决贫困问题做出重大贡献。

由于忽视了这个事实,政客间的争论也忽视了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最新贫困报告中出现的大多是好消息,正如未来党的福利部长科恩煞费苦心指出的那样。尽管中等收入增加了,贫困线在2012年到2013年间上升了4.4%,仍有约10万以色列人的家庭收入超过了贫困标准。

改善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阿拉伯社区出现的可喜势头。国家保险协会的报告指出,阿拉伯社区的贫困率从2012年的54.3%下降至2013年的47.3%,而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参加工作的阿拉伯女性骤增了18%。

这个好消息是阿拉伯社区长期向好趋势的一部分,而其出生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从政府在2003年大幅度削减了儿童津贴后(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最贫穷少数群体的生育率开始趋于平稳并最终下降。2000年,以色列的穆斯林人口增长了3.8%,2013年则增长了2.4%。穆斯林妇女的净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在过去十几年中从4.7降至3.4。

这些数据表明以色列实现日益繁荣的条件正在形成。很多阿拉伯女性正在步入职场,而她们需要供养的家庭成员则在不断减少。

但这个好消息的大部分内容和未来党一点关系都没有。2013年阿拉伯职场女性人数出现剧增得益于2011年通过的一项负所得税法案,该法案旨在鼓励已为人母的阿拉伯女性参加工作。按照该法案,工资超过一定水平的员工每月可获得几百谢克尔补助。由于政府从2003年开始大幅削减儿童津贴(最近一次削减是在2013年8月),加上此次软硬兼施的政策,越来越多阿拉伯女性做出了和过去不一样的选择,使得阿拉伯群体中很多家庭的收入都超过了贫困线。

收支平衡

但政客间的争论还遗漏了另外一点:中产阶级面临的重大危机。

2011年夏天,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表达他们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愤怒。示威的不是以色列的贫困人口,也不是左派或右派成员,而是来自以色列各地的中产阶级。他们有着同样的烦恼:感觉正被经济压力逼到了奔溃的边缘。

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

“普通以色列家庭无法保证收支平衡,以色列各个群体的支出都超过了收入。”陶布中心的报告称。

“居高不下的房价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元凶,对非极端正统犹太人来说,购房把他们从原来每月还有盈余变成了‘负翁’。普通家庭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是无法购买一套房子的,而资助一般由父母提供,但这些父母的储蓄也在逐渐减少。”

该报告显示,非极端正统犹太人每月超支864谢克尔。穆斯林群体每月超支数额增加至1919谢克尔,而极端正统犹太人则增加至3209谢克尔,每月的赤字基本上相当于他们工资的三分之一。

该报告还指出,房价确实一直在暴涨,2007年4月至2013年7月间实际上涨了53%。导致房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色列每建设一栋住宅光是手续办理时间就需要11年,房屋建设时间则为两年。

报告表示:“相比之下,大多数欧盟国家最长在8至12周内获取施工许可证。”

研究表明,政府在这方面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家兼陶布中心主任丹•本-大卫(Dan Ben-David)说:“首先你要改革边缘地区的教育,使其达到国内顶级水平,这是可以做到的。此外你还要通过道路和铁路把整个国家连接起来,使每个大城市之间的车程只有半小时,到那时你就把住房问题解决了。”

这个工程也会从根本上改变居住在以色列边缘地区贫困率相对较高的群体,包括非阿拉伯人以及非极端正统犹太人。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他说,“[政客]想让以色列去向何方?一旦确定方向,就到了策略的部分”,可以通过政策或者立法去实现。

“政客间有合作的意愿。”本-大卫说,“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不是特别大。但[选民]必须提出一个要求:政客要放下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上的分歧,团结起来,共同推动就业、教育等领域的改革。”

上周的报告表明,政治决策是很重要的,而政客没能坦诚交待以色列的经济问题,严重阻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我们也能从该报告中看到乐观的一面:尽管近年来存在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我们还是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繁荣。如果这些问题能够通过更好的政策以及深层教育和经济改革得以解决,以色列经济将能得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