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所想象的不同,天才不是用高智商、“门萨”会员或以优异成绩毕业来衡量的。

天才可以创造前人未发现的创新联系。天才辈出可能是为了对抗逆境,正如以色列,也可能是所处环境擅长披沙拣金,可将好的创意交给明确知道如何把这些概念转变为现实成果的团队,就如硅谷。至少这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埃里克•魏纳(Eric Weiner)在其最新作品《天才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Genius)中所持的观点。

继畅销书《福佑地理学》和《寻求上帝》后,魏纳第三本著作阐述了天才的成长。他用充满智慧和清楚明了的语言,梳理了历史长河中创新思维和艺术创新的热点,从苏格拉底的雅典到梅第奇的佛罗伦萨再到莫扎特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

为了寻找科学发现,魏纳去了发明纸和火药的中国杭州;当然,他还去了培养科技的沃土——硅谷。他更加关注创新是在何地以及如何培养的,而非如何定义创新。

这位前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记者向《以色列时报》介绍了外界对天才的各种神奇解读以及如何通过若干小窍门培养创新能力。有些方法就像散步或不去关注混乱一样简单。例如,莫扎特显然不止是一个音乐天才,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懒汉。

你如何定义天才?

天才能够作出惊人且有价值的飞跃——你是在用智力和能力进行创造。“天才济济”的同时又能避免“群体思维”的关键是要有不同观点,即使他们的观点最终会被拒绝或被认为是愚蠢的想法。仅存在不同观点就能有所帮助,因为扩展了交流范围,就算他们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错的也没关系。

我一开始就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天才。显然,你不能只凭智商作出判断。天才不只是能在智力考试或智商测试中获得高分。所以,我最喜欢的定义是我称为“时尚达人”的天才理论。天才是整个社会作出的裁决。我们都参与了把谁称为天才的决定。

为什么莫扎特是天才?因为过去几百年来,这个裁决结果一直保持不变。他的音乐与众不同,天才称号名副其实。我打从心底认为不存在有待发掘的天才。天才需要两个因素:本来有天才,然后能够得到他人的赏识或验证。

你写这个主题的灵感是什么?

我对创新天才这一主题的兴趣就像饿汉看到费城奶酪牛排一样。而且我总感觉我们是在用错误的方式探讨整个关于天才的主题,我想看看这个预感是否正确。

最广为流传的神话之一就是天才是天生的。我们认为,人们的特殊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出生时没有就是没有。这不是真的。事实上,遗传学只是天才谜团中非常细小的组成部分。其他因素要重要得多。

还有人说天才是通过努力“制造”出来的。所谓一万小时定律就是最好的例子。根据这个理论,为了成为天才,至少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耗时十余载。是,努力和决心当然是天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有努力和决心也是不够的。

天才的绽放需要一些别的东西,那就是环境。天才就像一朵花,要有合适的土壤才能生长。

你提到一些特定地区在特定时期盛产天才和创意。你是怎么选择这些天才聚居地的呢?

大部分读者都很熟悉其中一些地方,就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而对其他地区如印度加尔各答和中国杭州则了解较少。有些盛产天才的地方是大都会,如1900年的维也纳,而有些是弹丸之地,如1780年的爱丁堡。此外,我还选择了代表不同类型的创新天才的地方。

当你到访这些地方的时候,哪个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为什么?

我知道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纸,而且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走在西方前面。但我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到底领先多少。十三世纪的杭州有着超过一百万的人口,非常发达,乃至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其为“世界上最好、最辉煌的城市”。现在的杭州在很多方面仍是如此。有着中国“乔布斯支撑的马云就来自杭州。他是我遇到的最有趣的人之一。

导师在创新方面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达芬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青少年时期,他在佛罗伦萨一个工作坊当学徒,师从画家韦罗基奥。达芬奇最终在那里待了十年,比一般人久。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很明显这是天才培养的形成期。

今天的导师也依然重要,虽然我们并非总是承认他们的作用。我曾遇到一位风险投资家,他在脸书早期发展阶段为马克•扎克伯格提供过指导。你可以说他就是扎克伯格的韦罗基奥。

你怎么看犹太人盛产天才?

确实,很大一部分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犹太人,其中比例甚至超过犹太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我认为这并非全靠遗传,而是文化的影响;数百年来的文化历史和塔木德学习向犹太民族灌输了一股学术风气,这很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的异族身份,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我在书中谈到1900年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他们一家是摩拉维亚移民,在弗洛伊德四岁时搬到维也纳,而他的身份并没有被维也纳社会完全接受。一些行业的大门对犹太人紧闭,如政府工作和参军。其他行业则相对开放,如医学和心理学领域。

十九世纪,犹太人得到解放,带来了更大的自由,而且在二十世纪初的一段时期里,生活在维也纳这些城市的犹太人应该占据了局内和局外人的好位置。他们离得够远,足以发现全新视角,不会完全投入现状。他们是局外人,但又靠得够近,能让自己的想法被聆听和产生共鸣。

弗洛伊德在大学时必须捍卫自己的想法,为自己争取终身教职,他遭遇了反犹主义,但最终他们倾听和接受了他的想法。所以正是犹太人兼具局内和局外人的身份解释了他们的创新精神。这加上学术就是完美组合。

那以色列呢?

你的确可以在以色列看到创新。这是一个堪比爱沙尼亚的小国,而爱沙尼亚发明了Skype。还有我在书中提到的爱丁堡是一个只有4.5万人口的小城,曾一度是启蒙运动的所在地。所以小通常有其优势。以色列的小意味着必须更加努力,所以小也可以很漂亮,可以创新。

这里有所谓的石油诅咒。如果你是一个像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这样的国家,你就有大把“石油美元”,你不一定要创新。创新是为应对外部挑战而作出的反应,过去几百年来,有谁遭遇过比犹太人更多的挑战?他们对挑战做出了回答,而且通常是以创新的方式迎接挑战。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吃太多。有时候,我们话太多。但有时候,我们又创意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