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通讯社——是什么让你活了下来?你的非犹太朋友有没有排斥你?你会原谅他们吗?

这是犹太年轻人周一在克拉科夫加利西亚犹太博物馆向大屠杀幸存者马塞尔•塔奇曼提出的一些问题。

“和我父亲在一起是我活下来的理由。”93岁高龄的塔奇曼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一直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们这些人听,好让你们把故事讲给下一代人听。”他出生于波兰,是纽约的一名内科医生,经历过几次纳粹集中营后仍得以幸存,其中之一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他和犹太年轻人的会面是克拉科夫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的庆祝前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70周年众多活动中的一项。据估计,约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丧命,其中大部分死于毒气。

27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在通向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相邻的比尔克瑙集中营入口处的一处帐篷内,来自40多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和幸存者及其同伴一起出席了纪念仪式,其可能是最后一次有这么多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一起出席该仪式。

当时还是孩子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夏莲娜•比伦鲍姆向3000名听众描述了她对克拉科夫东部45英里外纳粹营的印象,称其为“无法逃脱的无底深渊”。

“我们的周围到处是带刺的通电铁丝网。一排排的营房、发出恶臭的污泥,一大群人衣衫褴褛满是虱子,身上像裹着湿抹布,令人作呕。”她说,“他们面如死灰,双脚穿着满是污泥的木屐,像木棍一样僵硬。所有的一切没有一丝人间的味道。”

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主席罗曼•肯特称,他在集中营的经历“足以让我夜不能寐直到时间的尽头。” 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是由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成立的。

他补充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空气中弥漫着的肉体焚烧的气味”, 也“不会忘记当孩子被拖离母亲怀抱时发出的哭喊。”

幸存者无法忘怀过去的同时,其他人只需要牢牢记住过去。肯特表示,否则,“人类的良知就随着死去的受害人一起被掩埋了。”

当天的纪念活动由世界犹太大会、南加州大学大屠杀真相基金会和探索传播公司赞助,其中探索传播公司的子公司探索教育正和大屠杀真相基金会合作编写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数字教材。该活动还特别放映了纪录短片“奥斯维辛”,该纪录片由著名电影制作人兼大屠杀真相基金会创始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参与指导。

幸存者们观看了讲述关押他们的集中营的影片,他们就坐的位置正是当时纳粹车辆经过的地方,当年的纳粹就像运送牲畜那样一车车把那么多的犹太人运到了死亡之地。帐篷外面,一场小雪正轻轻地降临在现存的比尔克瑙营房上,营房四周围绕着带着倒刺的铁丝网。

世界犹太大会主席罗纳德•兰黛(Ronald Lauder)在活动上作了讲话。

“奥斯维辛集中营从来没有远去。”他说,“这个可怕的地方时刻提醒着我们,政治宣传运动导致了反犹太主义;如果没有人说出来,反犹太主义还会得以助长。”

他表示,反犹太主义“导致了像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地方的出现。”

他接着说道:“纵观巴黎、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最近发生的事件,我无法对今天的形势视而不见。犹太人再次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成为了欧洲的攻击目标。”

约有300名大屠杀幸存者参与为期数天的各种活动和会谈,而该纪念仪式则达到了高潮。只有极少一部分参与的幸存者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去的,但所有的参与者都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

这些幸存者现在已经80或90 多岁了,但还是有足够的体力从以色列、美国、阿根廷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前来参与该活动。

有一批幸存者本来打算于周一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一直无法迈进那臭名昭著刻着“劳动创造自由”的大门,因为这扇门已经被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热心记者挤得满满当当。然而,这般拥挤混乱似乎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事实上,大多数来访者似乎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所有询问他们的人听。

“我知道我们正在变老,但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记忆和我们一起死去。”94岁的艾琳•韦斯说。她来自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她和女儿莱斯利一起来到这里。她嘱咐现在的年轻人:“别被蛊惑民心的政客骗了。”

斯皮尔伯格在周一为来访幸存者举办的一场仪式上对幸存者说:“多亏了你们,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犹太人身份。”其奥斯卡获奖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部分镜头就是在克拉科夫拍摄的。

斯皮尔伯格表示,他第一次和大屠杀接触是小时候看到爷爷手臂上的数字。他在21年前创立了南加州大学大屠杀真相基金会,该基金会迄今为止已经采访了超过5万名大屠杀幸存者。

90岁的埃德加•怀尔德弗埃和他的女儿多丽丝•怀尔德弗埃这周从阿根廷来到了克拉科夫,打算给女儿看看他幸存下来的集中营以及长大的城市,看看这座城市的公园、市场广场、教堂尖塔和电车。他们还打算重游他以前住过的街道以及举行成年仪式的犹太会堂。

怀尔德弗埃在大屠杀中失去了32名亲人,他本人在1944年被抓入奥斯维辛集中营。

“我是唯一的幸存者。”他表示。

他女儿说:“他不仅让我看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还让我看到了他长大和曾经幸福生活过的城市。”

塔奇曼也回忆起他在波兰的幸福童年。但当他在周一晚上被年轻听众问及原谅的问题时,他沉默了。

“原谅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和儿子杰弗里一同前来的塔奇曼说。战争过后,他为一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监督奴役苦工的德国工程师作证,塔奇曼自己也是其中的苦工之一。

但塔奇曼自己也有了报仇的机会。在战后的德国,他和另一个幸存者发现了一个曾折磨过他们的人。

“那人是一个虐待狂:每当我们腹泻的时候他就会使劲打我们的肚子。”塔奇曼回忆道,“我们当时在街道上认出他后就抓住他狠狠地揍了他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