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正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国家可能还未做好准备。

2014年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曾预测称,到2035年,以色列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增加一倍。

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人口结构由此开始转变,这也促使国家呼吁做好经济准备来面对以色列医疗、住房和社会服务系统将要面临的变革。

两周前,以色列国家审计长约瑟夫•沙皮拉(Yosef Shapira)在以色列养老金系统报告中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批评政府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并建议首先应该提高女性退休年龄以降低以色列老年人贫困率。根据经合组织(OECD)标准,以色列老年人贫困率已非常高。

沙皮拉表示,报告发布之后,政坛关于该问题的辩论集中在退休年龄以及以色列国防军饱受诟病的养老金高福利。国防军的这项养老金政策在近几年增加了数亿开支。

但是,工作多年的普通以色列人预计将要在未来几十年后才会退休,他们有必要担心吗?

2013年,时任以色列商业日报Calcalist 记者的沙乌勒·阿姆斯特丹斯基(Shaul Amsterdamski)发表了以色列养老金系统系列调查报道,提醒人们警惕这个他认为迫在眉睫的危机。该报道一共有10篇,而阿姆斯特丹斯基也因此获奖。

在最后一篇报道中,阿姆斯特丹斯基强调以色列正处于老龄化社会。他当时写道:“如果储蓄额保持不变,而这笔钱又必须在更长的时间周期内分配,那么我们每个月收到的钱将越来越少。”

“公众是时候觉醒了,他们必须看到我们面临一个将在十年或二十年后爆发的问题。现在是时候大家一起思考解决方案了,而这并不简单。”他在呼吁政坛更多地参与解决该问题时写道。

一名菲律宾女性看护者帮助一名老人。(图片来源:Moshe Shai/Flash90)

一名菲律宾女性看护者帮助一名老人。(图片来源:Moshe Shai/Flash90)

尽管有些专家坚持认为政府必须承担更多工作来确保以色列人的日子过得去,但是一些人声称情况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可怕,并督促改革个人养老金投资组合以提高收益。

“我们的情况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好得多。”以色列Taub社会政策分析中心财务、运营和政策分析负责人里欧拉·鲍尔斯(Liora Bowers)表示,“因为即使我们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即使我们的预期寿命更高——这当然是好事情——我们的人口总体上仍然相当年轻,我们的生育率非常高。”

她说道,以色列的生育率过去30年来相对稳定,每名女性平均育有三个孩子,几乎是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两倍。

鲍尔斯说:“这意味着在其他国家,老年人比年轻人要多得多,因此赡养老年人的年轻人也较少。而以色列的人口仍很年轻,我们还有很多孩子出生,所以尽管以色列的老年抚养比率,即依赖年轻人的老年人比例在不断提高,但是仍比其他国家低得多。”

一名菲律宾护工在特拉维夫步道上照顾一名年老的以色列女性。(图片来源:Moshe Shai/Flash90)

一名菲律宾护工在特拉维夫步道上照顾一名年老的以色列女性。(图片来源:Moshe Shai/Flash90)

“政府让我们自行谋生”

以色列的公共养老金系统由国家保险协会的养老津贴支撑,数额不多,个人每月发放1531谢克尔(约400美元),一对夫妇每月发放2301谢克尔(604美元)。无其他收入来源的以色列人也有资格获得国家保险协会发放的收入补助及无行为能力者长期护理福利。为工薪阶层提供的私人企业养老金系统包括人们俗称的“旧式”养老金、1995年全面改革后推出的“新式”养老金、寿险和公积金,其中“新式”养老金为固定供款计划,推出之后“旧式”养老金停止接受新申请者。2008年起,以色列政府强制了推行对所有以色列工人的保险覆盖。

根据2016年经合组织报告,尽管以色列还存在“旧式”养老基金和公共部门工人的支出(包括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量福利)还有部分依靠私人养老基金,以色列政府在极大程度上已成功摆脱了私人养老基金负担。

报告指出:“以色列人口年轻,但正进入一个人口轻微老龄化的时期。以色列为此做好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这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施的改革,停止了财政无法负担的私人和公共部门雇员的养老金固定受益计划,在公共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建立了双支柱养老保险制度。”

报告表示:“过去十年来,以公共部门养老金及第一支柱养老金为主的公共养老开支总额较低,并且在过去十年已经收紧。”

三名以色列老人在特拉维夫北部的城郊俱乐部玩双陆棋。(图片来源:Tomer Neuberg/Flash90)

三名以色列老人在特拉维夫北部的城郊俱乐部玩双陆棋。(图片来源:Tomer Neuberg/Flash90)

以色列财政部经济学家阿萨夫·杰瓦(Assaf Geva)在2013年模拟了人口结构到2059年的变化后发现,公共养老金系统的支出有所增加。国家保险机构的养老金支出预计将从2009年占GDP的2.6%增加到2059年的3.4%,长期护理福利也将从2009年的0.5%增加到2059年的1.1%。研究发现,所谓的“预算养老金”企业年金这项公共支出将从2009年的2%下降到2059年的0.3%。该养老金由雇主负担,上世纪90年代改革以来被大幅削减。与此同时,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公共支出预计将从2009年的1%增加到2039的1.9%,并且在之后的20年保持稳定。

曾担任过以色列银行官员的本古里安大学阿维亚·斯皮瓦克(Avia Spivak)教授表示,政府支出并非迫在眉睫的问题。

他说:“这么说吧,养老金和预期寿命变长所带来的重大问题并非国家预算的问题,而是民生问题,人们赖以生存的资金变少了。”

斯皮瓦克建议政府增加新式养老基金支出,他表示,这可以通过对所有养老金账户的指定债券进行再分配来实现。他在2013年的一篇论文中建议提高债券在养老金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以降低风险。

他说:“换个更加直白的说法,国家在2003年之前对养老金的参与过多。自2003以来,国家放开养老金,完全让我们自行谋生,这并没有那么顺利。”

养老院里的一名老人。(图片来源:Tsafrir Abayov/Flash90)

养老院里的一名老人。(图片来源:Tsafrir Abayov/Flash90)

但鲍尔斯表示,把重点放在债券是问题的一部分。她说,尽管以色列人为企业年金存起来的钱“比例很高”,但投资计划里面“比例更大的是债券和现金以及以色列投资而非国际市场投资,因此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风险较大,不仅不够多样化,储蓄也不足……所以这无法带给人们最佳的回报。”

他表示,以色列人为私人养老计划支付的费用也比一些国有养老计划要高。

“老年人贫困率极高”

经合组织1月份出具的报告指出:“以色列老年人的贫困率特别高,部分原因是基本养老金较少…为降低老年人贫困率,以色列应该在不降低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前提下增加基本养老金。”

鲍尔斯表示,老年人贫困率最高的两个群体是前苏联移民和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前者从前苏联移民到以色列,无法获得以前的工作岗位提供的养老金;而许多阿拉伯人从事体力劳动,必须在较早的年龄退休。她说道,这两个群体都“苦于没有私人养老金,确实在靠国民保险为生”。根据“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和利库德党之间的联盟协议,政府必须分配资源为这些前苏联移民支付退休金。

老年妇女“处境更糟,比男性更可能面临贫困。因此,鼓励他们更晚退休十分重要”。她说道,健康等其他因素将决定以色列人的退休年龄以及他们对公共福利的依赖程度。

她说:“想想看,我们现在强制要求放入私人养老金和企业年金的资金数额,而几十年后老年人可以提取现在强制存入的资金,那么他们生活到时候应该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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